珠海经济特区建立前后,珠海与澳门商人吴福合作,创办了广东乃至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旅游企业——石景山旅游中心。石景山旅游中心的建成运营,不仅是珠海经济特区早期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是新中国旅游发展和广东对外开放历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一、石景山旅游中心的酝酿和提出
1979年,当澳门商人吴福把投资的目光投向珠海时,珠海刚刚撤县建市,一切从零开始,财政很穷,而搞建设又急需资金。那么,是什么驱使吴福在中国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人心思定,百业待兴的历史时刻,敢于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珠海市政协原主席、珠海经济特区管委会原主任何海。作为经济特区的开拓者之一的何海,提起吴福是那样的激动。他的话没有过多的大道理,每一句都是如此朴实。他说:“吴福出生于澳门一个工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小小年纪便出来闯荡。他凭着胆识、诚实和年轻气盛,在营地街经营‘金益’肉食公司,在累积资金的同时,也在慢慢累积着自己的社会经验。他渴望能有更大的发展。”
“他的优点是善交朋友,办事果断,有独到眼光。”
“70年代,澳门第一座跨海大桥兴建。他和黄族强、何贤一起组成公司,承包了大桥兴建的工程。吴福在澳门有着广泛的朋友关系。在他的朋友中,值得一提的是黄族强。黄族强早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也是个有胆识的人,他在辅佐吴福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包括后来到珠海投资办实业。吴福在完成大桥工程的同时,也在澳门的民众中赢得了一定的威望。接着他又投资兴建总统酒店。总统酒店当时在澳门可谓气度不凡,离葡京不远,在设计上,还专门为南韩和台湾客人设有餐厅,由此吸引了不少南韩和台湾客人前来旅游或做生意。吴福此举,颇得澳门官方和商界的赏识。”
“这是吴福第一次经营旅业。这些经验,为他日后到珠海兴建石景山旅游中心打下基础。”何海呷了口茶,接着说:“吴福决定到珠海投资时,我作为珠海市引进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市政府方面第一个接触他的人。记得那是1979年初,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思想还很保守。我们与他的接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谨慎的。吴福事前到珠江三角洲一带作了调查,最后他的目光定在珠海。
我们经朋友介绍互相认识。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不敢直接带他到办公室,而是与他到香炉湾的沙滩上,或是在原来市政府办公地点(现劳动局)门口的石桌上聊天。他提出在石景山建旅游中心的设想,要求政府解决土地,做到‘三通一平’,内部管理由他负责,等等。”
“我将情况迅速向市政府汇报,市领导非常重视。按当时的政策,3000万港元以内的投资项目可由珠海市自己决定,因而我们与吴福很快达成协议:由市政府解决土地,吴福负责建设资金,合作期限为12年。合营期间,收入扣除成本、工资、税收后,按三七分成(市政府得三成)。吴福在建设资金、技术力量和材料设备等方面都准备得很充分,实际投资约1600万港元,工程进展很快。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不少外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仍持怀疑、观望和试探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吴福作为外商,此举在珠海,甚至在全省、全国都带了个好头。”
1979年,共和国的巨轮刚刚冲破坚冰,艰难前行。中央对经济特区的设置,尚在酝酿决策之中,未形成真正的红头文件;只有“一条街、一盏红绿灯”的珠海正热切渴望无数像吴福一样有钱、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的爱国志士的支持。而吴福,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勇敢地跨过拱北海关,迈出了令全国瞩目的第一步。为了深刻了解吴福当年这一大胆的选择,我们采访了珠海市首任市委书记吴健民。
吴健民在谈特区创业、谈吴福当年的壮举时候,仿佛回到20多年前的创业岁月,声音显得异常激动,也显得那么年轻。他说:“吴福是我们党的一个忠实的好朋友。1979年刚建市时珠海还很穷。而搞建设需要钱。吴福在支持特区建设方面做出了榜样。你说当时他为什么那么大胆?说起来,首先是归功于党的政策。1978年初,中央组织贸易考察团到港澳实地调研,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中共的一次考察活动,在港澳商界和舆论界乃至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考察团回到北京后不久,一份充满激情和洞察力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送达中央决策层。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引进和利用港澳资金、技术、设备,迅速发展沿海经济;提议把邻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变成出口基地,力争在短时间内把两地建设成为具相当水平的出口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
“这一消息反馈回广东及港澳,更是反应强烈。吴福作为一个有独到眼光,且有相当强烈的爱国热情的澳商,也很自然地会作出抉择,把目光投向毗邻澳门的珠海。吴福选择石景山建酒店可谓眼光独到。因为石景山距澳门仅5公里,距香港36海里,依山傍海,风景优美,交通便利。事实证明,吴福的路走对了。石景山旅游中心建成后,经济效益很好。珠海在引进外资方面也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在吴福等外商的帮助下,珠海到1983年,只三几年功夫,全市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700多宗,实际利用外资1亿多美元。”
吴健民如数家珍,言犹未尽,顿了顿,感慨地说:“在接触中,我深感吴福的爱国热情,和对珠海的深厚感情。他爱珠海,也爱祖国的每一块土地,为内地做了不少好事善事。后来,吴福成为珠海市荣誉市民,应该说是珠海100多万人的心愿,同时也是吴福本人的心愿。”
二、石景山旅游中心建成运营
1979年11月,珠海市旅游公司与澳门珠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合作经营石景山旅游中心协议书》。协议决定石景山旅游中心由珠海市提供建设用地,占地面积6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600平方米,由吴福等澳商投资1100万港元总体包工建设。
1979年12月2日,石景山旅游中心举行奠基典礼。1980年8月,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倡导的深训、珠海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濛江两岸一片欢腾,这对当时兴建中的石景山旅游中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酒店的兴建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10月,石景山旅游中心第一期工程竣工,一座现代化酒店诞生在石景下。10月12日,珠海市石景山旅游中心隆重开幕。当时该中心举行盛大酒会,招待近千名中外嘉宾,澳门总督伊芝迪将军的夫人伊美恩和澳门政府主要官员出席了开幕式。珠海市革委会有关负责人甘伟光等与石景山旅游中心全体董事亲迎嘉宾,融洽交谈,满场欢声笑语。
1979年12月2日,珠海市石景山旅游中心奠基典礼隆重举行,市革委会主任甘伟光、澳门珠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福主持仪式
石景山旅游中心是一个接待外国及港澳游客的综合性涉外旅游酒店企业。酒店的建筑风格以西班牙式六角形建筑为主。第一期投资项目包括61间客房、300座位西餐厅、100座位咖啡厅、200座位表演餐厅、38辆旅游车、300平方工艺品商店,以及室内射击场、游泳池各一个。第一期工程外商核实投资额1890万港元。1981年10月,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由外商增加投资港币700万元,兴建十幢别墅(100间双人客房),一座2000平方米旅游商品展销商场和两个网球场。第二期工程于1982年4月动工,1983年春竣工。合营企业合作期限为12年,合营期内纯利三七分成,中方三成,外商七成(包括还投资本息),待外商归还本息合作期满,企业资产归中方所有。
石景山旅游中心1981年接待了欧、美、澳、东南亚、日本及港澳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共33.9万人次(其中由企业组织外国及港澳旅行团共615个团17266人),营业额港币1245万元,纯利润港币367万元,中方分成港币110万元,外商分成港币257万元。另外,中方职工在合营替企业领取劳务工资港币165万元。1982年接待了68个国家和地区外国及港澳游客36万人次。其中企业组织外国及港澳旅行圈共1938个团34914人,旅行团团数、人数分别比1981年同期增长215%和102%。营业额及利润港币3855万元,纯利润港币712万元,营业额及利润分别比1981年同期增长209%和94%。缴纳所得税后,中方分利润港币198万元,外商分成港币461万元,中方领取劳务工资港币192万元。1983年上半年,企业组织外国及港澳旅行团28100人次,比1982年同期增长162%,营业额港币2040万元,比1982年同期增长20.6%,企业纯利润港币345万元,比1982年同期增长8.39%。
石景山旅游中心开业两年游客人数及利润收入成倍上升,它的服务质量及企业经营管理受到中外人士及游客的广泛好评。广东省人大港澳代表到石景山旅游中心视察检查工作时认为:“珠海市与港澳商人合作经营的石景山旅游中心重视管理,服务和业务有较理想的发展,港澳各界反映良好,是一个成功的合作企业,取得很好的经验。”日本《读卖新闻》编委釜井卓三到石景山旅游中心采访游览时,赞扬石景山旅游中心说“其格局和服务适合西方人口味,东方人也会喜欢,管理严格而且有效。”西德广播协会驻京记者汉斯巴格曼说:“我来到这里,受到你们热情接待很高兴。香港和其它地方我们都去过,这里的服务比香港好。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们西欧人,怎么也想象不到在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么好的旅馆。你们这样做,可以为你们的国家提高声誉,又可以挣得外汇……”
三、石景山旅游中心的管理理念及改革启示
石景山旅游中心的企业管理,坚持社会主义办企业的方向,贯彻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按照中国国情吸收国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努力克服官商作风,着力于精简机构、干部政策、工资制度等方面试行初步改革,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其一,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企业机构改革。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由23个席位组成(中方12名、港方11名),董事长由中方担任,副董事长由资方代表担任4每月或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开业以来,企业共召开了八次董事会,每次董事会前一个星期发出会议议程,以及需要在会上讨论协商通知的文件报告和营业月季报表。董事会民主协商决定企业大问题,如企业管理章程、员工守则及奖罚条例、企业经营方针、发展规划等。因为会前有充分准备,每次董事会一般幵一个到两个半钟头,有议有决,会开得较短,但很有成效。中方董事在和外商合作实践中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合营企业一定要坚持平等互利原则,特别是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条例还未很完善的条件下,一定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尊重资方的合作诚意,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地处理合营中碰到的政策及管理上的问题。
企业行政正副总经理各一人,开业初期,外商从香港雇请了一位工商管理系毕业硕士担任总经理,合约期满离职。副总经理由中方委派,总经理室下设12个部门,每个部门设部门经理一人,不设副职,实行职能部门一人负责制,部门经理以下设主管、领班协助经理工作。
企业管理着力于精简机构,大刀阔斧减缩科室人员,提高办事效率,不设过多副职。企业实编250人,其中管理人员14人,服务工作人员136人。在干部使用上,不论资排辈,坚持量才录用。凡不称职的,实行调换,部门实行严密分工,部门经理在自己职能部门有职有权,减少互相扯皮、办事拖拉的作风;注意在年轻工作人员中培养提拔企业管理人员。1983年1月,从1980年招工61名服务员工挑选了三位19岁至22岁的青年工分别提拔担任房务部、饮食部、商场部见习经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81年,饮食、房务部经理从香港高薪雇请,商场部经理是一个50岁的副科长,这三个部门,是企业主要营业部门。饮食部利润港币129万元,房务部89万元,商场部34万元。1983年这三人担任经理后,各部利润分别是饮食部163万元,比1982年同期增长26%,房务部126万元,增长42%:商场部236万元,增长594%。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字。
其二,建立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严格挑选员工,组织一支年轻化、革命化和知识化的旅游职工队伍,首要的问题是在招工问题上杜绝开后门,企业职工定编要按营业的实际需要,不因人设事,切忌人浮于事。经市劳动部门介绍,职工由企业考核录用,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书,并接受劳动部门监督。被录用的职工,须严格遵守员工守则。企业有权根据营业情况变化及职工工作表现进行解雇或退回劳动部门另行安排工作。
严格培训职工。新职工进入企业必须首先接受严格业务训练及思想教育。现在企业房务部、饮食部60多名服务员,就是从报考600多名青年中严格挑选出来的,平均年龄18岁,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作风正派,仪态端正。在开业前,企业用三个月时间,请香港专业人士进行业务训练,请市委、公安、统战和旅游公司领导同志给职工上辅导课。经过严格训练,礼貌举止,待人接物,服务知识,英语基础会话方面初步达到要求。如中西餐厅的服务员,企业要求当班时间见客时,坚持站立,不准坐椅子。
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员工守则》突出要求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在外事活动中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生活方式对员工腐蚀;提倡讲礼貌、讲文明,待客如宾。守则条文除了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以外,从仪表举止,言谈到纪律秩序都订得很具体细致,对员工的奖罚规定也很明确,员工如违反任何一条,视情况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薪、停发薪金直至开除的处分。如给予开除处分的有:盗窃客人或公家财物,侮辱或殴打客人,向客人私换外币等。由于制度健全,规定明确,因此,营业两年来,企业有规有矩,工作秩序井然。企业管理人员在实践中体会到,企业管理制度是靠人制定的,贯彻执行制度更需要人的自觉性。企业车务部有旅游车辆38台,在制定奖罚制度时,企业提出发生人为责任事故毁坏车辆,视损失大小酌情赔偿。
1980年第一代石景山旅游中心的员工
其三,初步改革工资分配制度。企业管理最重要的突破是工资制度改革。职工工资由基本工资、合营企业津贴(或技术补贴)、奖金等四部分组成。经理有权视职工工作表现确定员工每月的津贴及奖金。这种分配方法一是使总经理及部门经理有权根据员工表现确定员工的津贴及奖金;二是把个人的表现和得到的报酬紧密联系起来。企业津贴工资和奖金的级别及标准订得比较明确,交由职工掌握,津贴和奖金不开会评议,不公榜通知,各部门经理每天都对员工的考勤和表现进行详细记录,每月按员工工作报告核定发给每人的企业津贴及奖金。企业制定浮动工资五级:一级39元,二级30元,三级21元,四级停发浮动工资,五级扣发基本工资。嵌务津贴四级:总经理每月20元,部门经理每月15元,主管每月十元,领班每月五元。奖金两级:一级25元,二级十元。以一个服务行业十级工每月工资36元计算,如当月评为一级工资总额可达100元;评为二级76元;评为三级57元这种工资分配形式,一般来说职工工资收入比国营高出50%到一倍。职工普遍认为这是一种认真的有效的工资管理形式;在合营企业中工作是紧张的,报酬也是比较高的。
其四,坚持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珠海毗邻港澳,对外经济开放,不可避免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影响,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是确保合营企业成功的重大问题。企业除从组织上加强党、团活动外,把坚持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放在企业重要工作上,经常召开职工会议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教育。要求职工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声誉,不要做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企业还注意从小事抓起,防微杜渐,教育职工讲卫生讲礼貌,待客如宾。一个讲礼貌、讲卫生、拒腐蚀、守纪律的良好风气在企业逐步形成。
1983年5月,管房员刘慧兰在清洁客房时,发现枕头压着厚厚一叠日币,计有27万日元,当即把钱交到经理室。失主是一位日本游客,当他离开石景山抵达澳门时,便接到失物招领的电话,这件事使他十分感动。一次,车务部司机黄明品为一位香港游客包车,拾到人民币17000元、10000元的港币支票及一本提货单,便立即报告经理并四处开车找寻失主,使游客及时领回失物。有一位外籍游客是港澳某报社的社长,50年代是亚洲反共联盟成员,多次和太太到石景山旅游,受到旅游部冯利彬热情接待,所见所闻使他很受感动,并多次提出向中方导游送钱送物,都被婉言谢绝,殷勤、热情的接待使社长太太感动得流出热泪。
企业管理人员在实践中体会到,企业经营成功,有赖于激励职工的“士气”,培养“热爱企业的精神”,因此,一定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因此,总经理室除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以外,不忘积极办好职工集体福利,解决职工宿舍,办好职工饭堂。企业积极筹集资金,兴建四幢职工宿舍,让每户职工都能住上舒适宿舍,同时,着手筹建职工业余训练学校,开设外语、工商管理科目进行职工业余教育,从各方面关心职工成长。
其五,建立企业经营分析制度,坚持勤俭办企业原则。营业初期,企业每天营业额少则几千元,多则两万多元。经过一年多营业后,企业逐步走上轨道,每天营业额少则港币二三万元,多则二三十万元。如射击场好生意一天营业额高达两万元,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感到旅游区必须按照游客消费提供全面服务,宾馆不得受行政干扰,搞单一营业。于是,中心参照外国搞旅游的一些做法,向游客提供中西餐厅、旅馆、购物商场、娱乐场、车场、旅行游览观光等服务。因此,整个企业实现了多元化赚钱,这个部门亏损了,那个部门赚钱,总的是赚钱。
企业管理人员特别关心的是经营效益和利润,生意好似一个“晴雨表”,生意好了经理职工情绪高涨,游客少了大家愁眉苦脸。为了有效指挥经济工作,各个部门每日、每月都要向总经理室送有关营业情况及经济核算明细表,会计部及总经理透过报表认真剖析企业的经营动态,及时地分析游客市场,掌握不同季节、气候、节假日游客的增减和人员构成(包括团体、散客、游客国别等),游客的活动和消费情况,各部门的营业比例以及收支核算成本等,以此预测营业前景,并对企业经营采取改进措施,及时指导企业的经济活动。
合营企业必须坚持勤俭办企业的原则,引进了现代化设备,不要讲排场,摆阔气,要开源节流,注意节约用电、用油,设备要勤检查、勤修理,保持设备完好,严格加强外汇及各种开支审批制度。按合营企业规定合营企业交际费可按营业额千分之三提取。1982年,企业按规定应提取实际费港币12万元,但实际开支港币七万元,企业从处处事事紧缩开支,因此使企业由上到下形成一个勤俭办企业的风气。
其六,注意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慎重处理好与外商的合作关系。合营企业有党员26人,团员63人,企业党支部是公开组织。由于企业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正副总经理对企业负责法律经济责任,因此,党的领导主要通过三方面来实现:一是在董事会决定大问题前,董事长先召集担任董事的党员、干部(实际是党支部)商量,统一思想,然后通过他们与资方协商,做好工作,再召开董事会协商做出决定,党对企业的领导,通过董事会中的党员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来实现;二是党支部在企业经济活动中虽然不是直接干预,但可以通过支委、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并对企业的经营方向进行监督,保证企业切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三是对党员、干部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反腐蚀教育,保证企业的经营任务和行政任务的完成。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党支部通过积极做好外商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政策,虚心学习外商办企业的经验,团结他们一道做好工作,使得合营企业能够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合营初期,外商对中方持怀疑态度,担心我们的干部不懂得搞经济工作,管理水平低,更担心我们政策多变,不守信用。如初期双方经理开会,港方会把中方经理发言用录音机录下,弄得双方谨小慎微。针对这些情况,党支部要求党员干部,在外事工作中严守外事纪律,克己奉公,以“共产党员办公事,不拿人民和党给的权办私事”为座右铭,招工不讲人情,不开后门,不接受送礼,不搞特殊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党的声誉。由于中方坚持互利原则,遵守信用,办事认真,有议有决,公私分明,逐步使外商从怀疑到相信,由担心到放心,将投资从港币1100万元增至2500万元,并积极为企业培养管理人员,使企业得以不断发展扩大。副董事长吴福称赞中方管理人员党性强,办事“清、廉、洁”。由于双方合作成功愉快,经济效益很好,增强了外商的投资信心,使珠海在引进外资方面迈出成功的一步。在吴福等外商的帮助下,珠海积极引进外商签订香港至九洲港飞翼船通行等投资项目。到1984年,珠海实际利用外资12581万美元,比1979年增长2428.76%,全市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567宗,比1979年增长1350%。
(作者:刘利亚)
来源:《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