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广州在许多方面先行先试，其中就包括成为首个全面开放蔬菜产销体制的大中城市。在中央、广东省委的指导与关注下，经过一系列的理论研究与部分试行，1984年11月，广州对原有的统购包销的蔬菜产销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解决了多年的“吃菜难”问题。改革后的蔬菜产销体制全面走向市场，政府改变了原有的指令性功能，政府、生产者、经营者及消费者都得到了利益，并推动了广州市蔬菜等农副产品走向市场，对全国农副产品改革起着示范性的作用。

一、传统的蔬菜产销体制及广州蔬菜产销的困境

1953年10月，为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后来随着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发展，统购统销的产品包括所有的农产品和工业用品。1955年底，广州市82户私营菜栏及大批二道批发商和私方从业人员实行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归口国营菜栏、国营菜店。1956年1月国营蔬菜公司成立，广州市蔬菜产销进入统购包销阶段。

在统购统销体制下的广州蔬菜市场供应，主要以市郊生产为主，外县流入为辅，结果是四季温暖的广州经常买不到蔬菜，蔬菜供应问题成为了广东省委、广州市委以及广州市民的老大难问题。1958年中央根据蔬菜需要量大、要求鲜嫩、不宜长途运输的特点做了《进一步加强蔬菜生产和供应的指示》，要求“蔬菜实行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划片包干，保证自给，必要时还能支持外地，要求做到数量充足、品种多样化供应方便及时”，广州市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缓解蔬菜供应的困难，I960年，广州市委发出《全党办蔬菜的指示》，要求近郊农村坚决贯彻执行“以蔬菜为纲”和“高产、优质、多品种、均衡上市”的生产方针，并实行“以粮换菜、满菜满粮”的政策来调动农民种菜的积极性，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强调：“广州市要全党办菜，市委应成为蔬菜党委”，甚至说“广州市委改为广州菜委算了”。在机构上，1961年，广州市成立蔬菜领导工作领导小组，由梁湘等11人组成，1969年，成立市蔬菜产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制订蔬菜生产和流通的方针、政策和协调农商关系。但是统购包销的政策下的农民没有种菜的积极性，只是单纯地从增加产量来应付。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蔬菜供应困难的问题更加突出。1973年，广州市全市230万人口，1至9月蔬菜上市量达到市场正常供应需要量（140万一160万斤）只有54天，9月份上市达到150万斤只有两天，而低于150万斤以下的就有26天，最少的时候一天只上市50多万斤。

蔬菜产销过程主要的问题体现在农商矛盾很大，负责经营与销售的蔬菜公司成了问题的焦点。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价格卡得太死，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1971年，广州蔬菜采取定死价，每个品种一月一价到底，1972年釆取的办法是把每个品种的月度收购价固定下来，事前向生产队公布，所谓“一年早知道，使农民心中有数，安定生产情绪”，结果助长了“看价种菜”、看价上市，造成大种大收，品种单调，质量不断下降。1973年6月，农商双方就各种蔬菜的质量规格要求制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以贯彻执行。农民和蔬菜公司的职工经常因对某一品种的评级定价发生意见分歧而争吵不休，甚至一度发生农民动手打人、职工受伤的地步。由于质量差价过小，对优质菜生产鼓励作用不大，好菜不多卖钱，次菜也不少卖钱，蔬菜质量严重下降，食用率只有六七成，如有些通菜有两尺多长，有些菜心采摘过时、过长，成了“花树”，有的生产队甚至把老的、烂的以及泥巴一齐上市。因此，蔬菜公司成了市民投诉、抱怨甚至漫骂的对象。市委经常为蔬菜问题闹得焦头烂额，以致不能正常工作。

一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在广州举行，每到此时，蔬菜供应的困难就更加突出，而解决外宾的吃住处问题也升到了政治与国际形象的高度，为此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78年习仲勋来到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邓小平和叶剑英分别找他谈话，要求他一到广东首先要抓蔬菜生产。而这些问题最集中的是一些贵重品种如生姜、冬瓜的供应。冬瓜可以消暑，买冬瓜要有医生的证明，买生姜要有婴儿的出生证。广州曾发生教授不得已偷生姜的事件。1975年，中山大学一个教授到地里去偷姜，被农民抓住了，问他为什么要偷。他说，家里的儿媳妇刚生了小孩，买不到姜，只好到地里来偷点，由此可见当时蔬菜供应的困难。为此，市委决定自1978年1月1日对产妇和人工流产实行凭证供应生姜，规定凡属本市居民（包括郊区城镇居民）而又实行计划生育（即生产第一、二胎婴儿）的产妇工作单位或街道革委会证明以及婴儿出生证，一次性供应生姜五斤，人工流产的，凭工作证或街道革委会证明以及医院证明，一次性供应生姜三斤。

为缓解蔬菜供应困难，1978年明21日，广州市蔬菜体制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蔬菜改革，实行渡淡品种统购包销，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成交、保护价包购，小品种自由议价，不限不保三种购销形式。这三种形式内容具体包括：其一，对椰菜、莲藕、红白芋、冬瓜、沙葛五个渡淡品种，凡属计划面积生产的，全部由国营公司按牌价包购，其上市量占总上市量的3%—4%。其二，对人民生活及对菜农收入影响较大的大宗品种，实行幅度议价成交，每个品种设最高限价和最低保护价。其三，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六个反季节品种、11个传统名牌和18个小品种，实行不限价、不包购，由生产队与零售单位随行就市，自由议价成交。

为防止实行产销见面后出现价格的问题，安定人民生活，广州市委还就蔬菜产销见面议价成交的价格管理做了具体规定：除名牌品种、小品种、反季节品种外，其余品种均实行最高限价和一、二、三级最低限价（即保护价）的管理办法。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均以1978年月度计划价格为基础，根据生产季节和供求情况，考虑历史价格和生产成本等因素制订，最高限价一般不超过一级计划收购价40%，最低限价按一、二、三级，一般不低于价格10%—25%。为了监督价格，市委将菜价的管理权集中在蔬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蔬菜议价小组，每个品种的价格调整，都要报市蔬菜办公室批准，蔬菜公司、肉菜市场不能随意调价。同时还规定蔬菜购销电话日报制度，规定各市场要指定专人每天下午3时前，把当天国营店和合作店预约生产队到市场成交的蔬菜数量，分品种、分公社汇总报给对口服务部，各服务部同样要指定专人于每天下午4时30分前，把当天服务部蔬菜成交、包销、收购、采购数字，汇总报给蔬菜公司业务科，再由蔬菜公司汇报至蔬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实行议价成交，广州的蔬菜交易开始利用价格的作用，价格开始有一定的灵活性，产品也不受地区的局限，因此对生产者、经营者来说有一定的竞争力，关系到生产者的切身利益，使生产者不得不改善蔬菜品种的结构与质量，为此生产队和个人根据市场需要自动调整了品种比例，削减了粗菜、大路菜的种植面积，扩大了细菜、小品种的生产，上市比较均衡，而以质定价的政策也迫使生产者关心蔬菜的质量，蔬菜的可食率有所提高。

这次改革只是在重复20世纪60年代的蔬菜政策的一些做法，对统购包销体制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调整后的广州蔬菜购销体制实行的一种双轨制，实行的是由国营蔬菜公司包销为主的策略，集贸市场发挥积极的补充的作用。但这次改革遗留很多的问题。由于绝大多数品种的议价受到幅度限制、零售价卡得很死，脱离了产销实际、少数产品还实行统购包销的政策等原因，使得叶菜品种质量并不能令人满意，有些品种价格过高，特别是到淡季或遭受自然灾害时，市场又很难买到菜，或者价格奇高，蔬菜问题仍然是最令广州市民和市委、市政府最头痛的问题。改革选择在8月进行，此时是广州蔬菜的淡季，实行幅度议价的第二天，蔬菜价格上涨了很多，引起了广州市民的不满，在一些工厂，有工人甚至大摔饭盆，无法接受菜价上涨而引起生活费用的提高，这件事情还震动了香港等地，于是，广州市委和市政府不得不减小了价格幅度的范围。这样，改革的效果又大打了折扣。

二、广州改革蔬菜购销体制理论的探讨及改革试验

1980年秋冬之间，广州市蔬菜价格奇贵，零售价居全国大中城市的首位，一度出现“冬瓜比西瓜贵”的极不正常现象，市民对蔬菜供应骂声不绝，有群众将不满反映到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批了三个文件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1981年9月10日一早，任仲夷又收到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的一个批文，内容仍然是要求尽快妥善地解决好广州市的蔬菜供应问题，没办法，他只好来到广州市蔬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各部门负责同志商谈广州的蔬菜问题。

上午，任仲夷在省委副秘书长谢非的陪同下来到广州市蔬菜办公室，同广州市蔬菜办、省市蔬菜公可養部门负责人座谈广州的蔬菜问题。座谈会一开始，任仲夷就谈到此时的目的就是蔬菜，“蔬菜办，办蔬菜，我为蔬菜而来”。他说道，怎样做到7、8、9月群众不叫菜少菜贵，你们就万岁，大路菜少，群众吃贵菜，骂，有些话很难听，我们还不能有意见，蔬菜办、蔬菜公司应与报社联系，要做好宣传工作。菜少菜贵是什么原因，客观与主观原因是什么，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报社要与群众宣传。菜好了，菜价降下来了，菜多了，菜价便宜了也要宣传。在座谈中，任仲夷与大家就蔬菜的流通、蔬菜的计划、经营、市场管理等问题进行仔细的详谈。他特别提到，既然认为前两年执行的蔬菜政策是正确的，就不能因蔬菜出现紧张形势就惊惶失措，该坚持的坚持、该改进的改进，放了之后要加强管理。最后他强调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共同努力把蔬菜搞好。不能怨天，要多尤人，尤人不是尤别人，是我们自己，要思想教育、经济办法、行政措施三管齐下搞好蔬菜问题。

回到省委后，任仲夷要求专门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由常务副省长杨德元主持。杨德元指定省政府秘书长李祥麟牵头，由市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尔康和郊区一位书记以及广州市蔬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杨丰组成调查组。调查组到每个公社去调查，整整调查了一个月。调查回来后，杨德元听取了报告，根据调查报告，省委定出了几条政策：第一条，广州市要增加安排一位常务副书记来管蔬菜，原来的副书记杨毅还不够；第二条，国家要给蔬菜极大的补贴；第三条，要减免菜农的部分粮食任务；第四条，要给一些黄豆给蔬菜公司，困难的时候做豆腐和豆芽来缓解；除此之外蔬菜的土地要加以保护，要划定一些地区不许征用，这次一共划了20块地，同时规定以后征用一亩蔬菜地要交一定数量的菜地建设费。

这几条拿到广州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增加市委常务书记许士杰负责蔬菜问题，同时决定一年由农业方面来补贴菜农2000万，商业方面也补贴蔬菜公司2000万，以解决蔬菜的倒挂问题。除此之外，还规定一亩菜地给200斤化肥，.除菜地建设费也有了具体的规定。

1978年12月，广州市率先改革水产品流通体制，开放部分水产品市场，在全国同行业中办起第一间行栏货栈——广州市河鲜货栈，对河鲜杂鱼实行自由购销，随行就市，议价成交。慢慢的，放开的水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广州市水产市场一片繁荣，解决了广州吃鱼难的问题，这给了广州市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很大的启示。随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行，农民在经济有更多的自由，开始利用市场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将一些优质的产品以高价卖给农贸市场，而将一些大路菜交售给蔬菜公司来完成任务，这样，造成蔬菜公司的亏损越来越大，这也迫使蔬菜公司将一些好的产品以高价卖给高档的酒店来获利，蔬菜的价格开始失控。物价局见到这种情况，就去向市长叶选平“告状”：他们这样欺上瞒下怎么行？叶选平明确表态：“不要大惊小怪，蔬菜迟早是要放开的，迟开不如早开，暗开不如明开，偷偷摸摸的开不如大张旗鼓的开。”叶选平的这句话对广州市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给了很大的支持，在此之后，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开始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而在此时，中央也开始寻求农副产品政策改革的对策，1984年初，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唯、新华社记者姬斌和商业部的一位女干部来到广州进行调研。市委书记许士杰和副市长王玄（任仲夷夫人）非常重视，要求各部门密切配合。他们在广州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深入到菜区基层，听取基层干部和菜农的意见，还到蔬菜公司各个购销部和肉菜市场，听取经营者的意见，深感蔬菜购销的体制压抑了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和蔬菜经营者的积极性，在品种、价格、质量等方面，农商之间扯皮严重，矛盾突出，蔬菜公司亏损经营，国家财政补贴越来越多，事实上己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放开价格是大势所趋。于是他们着重研究了价格放开后能否保证市民在淡季吃上蔬菜？放开初期对菜价上升的“阵痛”市民能否承受得了？改革是否符合方向？如何取得高层认可等几个问题。经过反复考虑，取得了共识，认为改革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会带来“风险”，关键在于顶住放开初期菜价上升的“阵痛”，至于要高层认可则要共同努力争取。于是他们亲自向市委常委做了汇报，提出应该对现有的购销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重点是进行价格开放。

为了使改革顺利地进行，切实解决市民吃菜难的问题，保护国家、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广州市农业经济学会进行一系列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活动。1984年3月份召开的会员大会上确定了以“广州鲜活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问题”为当年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重点是研究解决蔬菜购销体制问题。5月7日，市蔬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农经学会在沙河联合召开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座谈会，打响了蔬菜体制改革的第一炮。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暨南大学、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郊区、沙河区、市工商局、蔬菜公司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和负责同志共20多人。会上主要就以下三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达成了共识：一是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统购包销”体制的弊病和实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专家、学者们列举这种行政管理机制排斥商品经济、制约生产发展，因而造成蔬菜质量差、品种少、上市不均衡，使生产者、消费者、国家都蒙受其害等种种弊端，其症结所在是漠视蔬菜作为商品生产的特点，不按价值规律办事，不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必须坚决实行全面改革，把菜价全部放开，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蔬菜产、供、销严重脱节问题。二是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有关政策。蔬菜公司的同志提出只下达一个总的种植蔬菜面积计划的建议，取消菜农上市蔬菜任务，由农民根据市场需要，因地制宜地安排种植和上市，上市蔬菜全部实行议价成交。郊委的同志提出要继续保持国家对菜农在商品粮、化肥、厘竹、减免农业税和累进税等方面的补贴和优惠政策，都得到大家的赞同。三是市民对改革初期菜价上涨的“阵痛”的承受能力的评估。与会者对改革初期菜价上涨的幅度和市民的承受能力进行了分析，大家都估计到：改革初期菜价上涨是必然的，但涨幅多少则有出入。多数同志认为，部分品种实行议价成交己有多年，市民对菜价的合理浮动也逐渐适应。蔬菜全面放开后，如果菜价上涨不是过高，菜的质量又明显提高，市民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市民的收入增加了，承受能力也有所提高。关于开放的步骤，多数同志主张稳妥，先搞试点，然后逐步推开，并放开流通渠道，多吸取外地蔬菜来市，保证市场供应。

这次研讨会对促进蔬菜购销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会后，蔬菜办公室、蔬菜公司等单位通过媒体加大了宣传。参加会议的《广州日报》记者张永熙写了《市农经学会研讨提高上市蔬菜质量等问题——建议蔬菜购销实行全面开放政策》一文，于1984年5月24日刊登于《广州日报》第一版，这是率先在全国大城市中倡议蔬菜实行全面放开的报道文章，引起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重视与广大农民的关注。《羊城晚报》主动跟进蔬菜改革的过程，在晚报上开辟专栏讨论。来稿参与讨论的，既有菜农和基层干部，也有城市职工和蔬菜经营者。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批评统购包销体制带来的种种问题，绝大多数赞成蔬菜全面开放，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物价部门担心价格失控没有表态。

6月2日，《羊城晚报》发布广州市委决定于7月1日开始在鹤洞区、黄埔区蔬菜流通体制改革试点的消息。根据计划，对现行的管八放二（牌价收购和幅度议价成交收购占上市量八成，开放小品种议价占上市二成）产销办法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白菜、生菜、绍菜、通菜、西洋菜、青瓜、茄瓜、土豆、慈燕、萝卜、沙葛11个品种，不限价，自由议价成交。作为具体负责此项改革项目的市蔬菜领导小组，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更多的建议，特别是开放以后是否会出现市场蔬菜数量突然减少、菜价是否会猛涨以及何时全部开放等具体问题。

1984年7月1日，鹤洞、黄埔作为改革的试点率先对蔬菜价格进行了开放。一大早，有关部门的领导到鹤洞菜市转了一圈，发现菜质好、价不高，特别是通菜已不带根和黄泥巴，看不到黄叶，每把两斤来重，扎得整整齐齐，价钱也不比农贸市场高。9月，《羊城晚报》的记者到鹤洞菜市场继续跟进调查，发现蔬菜扎得整整齐齐，可吃部分有九成，价钱每斤六分，比以前贵了一半，但是质量也好了一半，物有所值

三、广州疏菜购销体制的全面改革

在试点过程中，广州市形成了一套改革的方案。这次改革在积极、稳步、改革、提高的方针下对现在的购销体制全部开放，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实行“三放”“三管”，“三放”即放开上市任务，对菜社队不再下达蔬菜上市任务，蔬菜品种的种植计划，由生产队和菜农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安排；放开价格，蔬菜全部品种均实行不限价、不包销，产销见面，随行就市，议价成交，对蔬菜零售也不限制批零差价，由零售单位自行定价出售；放开流通渠道，国营、集体、个体户都可以经营蔬菜，实行多渠道流通竞争，互相促进。“三管”即管蔬菜种植面积和蔬菜购销网点，管对基地菜农和销售单位的优惠，管菜区的“四联系”（即菜农品粮供应、菜区干部报酬和奖励、工业企业利润下拨分配和工业企业减免所得税联系蔬菜种植计划面积的实绩）。这“三放”“三管”，是社会主义市场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打破了备购包销的运行程序，引入市场机制，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实行多年的统购苞销体制退出历史舞台。

有了试点和各方肩的研究，市委认为广州市蔬菜全面放开的条件己经具备。1984年10月16日《羊城晚报》报道认为蔬菜全面开放已五个具备条件，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1年以来，广州市塘鱼、水产、水果、三鸟等农副产品陆续开放，出现了市场繁荣，产品丰富，价格逐渐下降的情况，为蔬菜放开创了先例；二是菜区90%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菜农生产积极性，菜区生产管理水平得到提高，邻县菜源也有所增加，为蔬菜放开提供了物质条件；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群众的实际收入有了明显增长，对蔬菜的要求提高了，能承受菜价的合理浮动；四是广州四季常青，全年均可种菜，遭受自然灾害时，一个多月即可恢复生产；五是从1978年秋已开始初步开放，并且逐年有所扩大，积累了一定经验。报道还指出广州市委、市政府、市蔬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有关部门将为全市蔬菜全面放开认真做好各项准备，迎接全市蔬菜全面开放工作的实施。同时，广州市通过报刊、电台大做宣传，使农商双方和市民群众认识蔬菜实行全面开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正面分析了全面开放初期可能出现的问题，使农商双方和广大群众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能正确对待价格等方面的波动。

为了既要坚决实行全面放开，搞活蔬菜的生产、流通与供应，又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保证淡季蔬菜供应，照顾国营蔬菜职工的实际困难，市委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全部放开蔬菜流通，不限价，不包销，实行产销见面，议价成交。二是敞开城门，多渠道流通，国营、集体、个体、本地、外地都可以经营蔬菜，既可以在市场议价成交，也可以交售给商贩或直接供应给单位。三是对椰菜、冬瓜、绍菜（大白菜）、土豆四个品种，在淡季期间通过签订合同掌握一定菜源，并规定零售限价，高进低出，购批倒挂，保留开放前三年平均每年1600万元的政策性亏损指标，用于蔬菜批发环节的经营费用及购批倒挂亏损补贴。

在开放之前，蔬菜公司也做好了货源准备，储备了一定数量的根茎菜，并有计划地组织引进相当数量的外地菜来调节开放初期市场的供应，以达到平抑物价的效果。同时，还在经营管理方面做好了有关的准备工作，组织服务部提早营业、简化结算手续，发动各菜场充实采购力量，做好工具、用具的准备等。

开放蔬菜的那天一早，湛江、南海、顺德、番禺、东莞等地的大批优质蔬菜运抵广州，大大丰富了广州蔬菜市场的质量和品种。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副书记朱森林先后到越秀、长堤、东堤蔬菜购销服务部和东堤、东山肉菜市场及东山龟岗农贸市场等处，调查蔬菜购销全面开放第一天上市的蔬菜的数量、质量、品种、价格等情况。在越秀蔬菜购销服务部，市劳动模范、石井西郊乡党支部书记张广对许士杰说：“蔬菜开放有三大好处：蔬菜价格平稳，质量提高对市民有利；优质优价对农民有利；购销环节减少对销售有利。”许士杰对蔬菜开放后的情况表示了满意，说：“蔬菜购销全面开放的第一天，我市蔬菜供应数量充足、质量提高、品种增加、上市时间提早，说明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时间也是合适的。”同时他还补充道：“还有两大好处，一是减少了商品浪费，保证了均衡上市，有利于国家逐渐减少对蔬菜的补贴；二是减少了垃圾（指过去蔬菜不能食用的部分）进城，有利于搞好城市的环境卫生。”

四、蔬菜产销放开的效果与意义

1984年的蔬菜购销体制改革是对蔬菜的供应和生产实行全方面的放开，所有品种都根据市场的需要和本身的价值进行议价成交，不限不保，国家安排蔬菜面积，不下达上市任务，由生产队根据市场需要因地制宜安排种植，保证上市。这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适应蔬菜的产销特点，改革后的蔬菜实现广州市委多年来提出的“优质、高产、多品种、均衡上市、上早市”的14字目标，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蔬菜产销体制的放开繁荣了蔬菜生产和流通。改革后政府不再对上市任务、种植品种和上市数量做指令性的要求，菜农有了种植和上市的自由权，可以根据市场需要种好菜、种贵菜，收入增加，提高了种菜的积极性，扩大了种菜面积，改善了品种结构。1985年，广州市种菜田面积保持在12万亩左右，比计划面积扩大了三万亩，1如7年种植面积22万亩，超出计划近七万亩。在购销体制放开后的一年时间里（即1984到11月至1985年11月），全市蔬菜总上市约6.8亿斤，平均每天上市J88万斤左右，1985年菜农出售每市担菜平均价达19.07元，比1984年的7.56元提_了1.52倍，亩产值也由1984年的771.24元上升到2364.8元，增长2.07倍，菜农收入大幅度增长，带来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市场蔬菜供应非常充足。广州平均每天上市蔬菜220万斤，同1984年相比，供应数量更足，上市更加均衡，旺淡季差距进一步缩小，品种结构进一步向精品菜和反季节蔬菜发展，价格稳中回落，城门的敞开使外地来市的菜源也不断增加，1985来，外地入市的数量由过去的一天10万增至30万斤。这样，市场上菜源充足，上市比较均匀，实现了淡季不淡，旺季不烂。

第二，菜价得到了理顺，整个的经济环境得到了稳定，促进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菜价放开后，菜价一直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幅度不大，蔬菜的旺淡差价、季节差价、早晚差价、质量差价以及品种比价得到明显的体现，从而促进生产与流通。据广州市统计局资料，1985年1月至10月，全市零售价比1984年同期上升67.2%，但减除蔬菜质量提高的因素，零售价上升幅度实际只有30%左右。1986年1月至11月份全市社会蔬菜零售价每斤0.263元，比1985年同期下降1.13%。

第三，流通渠道放宽，改变了过去由蔬菜公司经营蔬菜的状况，零售网点增加，经营方式多样，这不仅使蔬菜供应得到了改善，使市民买菜方便，同时也促进了劳动就业。到1989年，全市增加菜贩5600多人，此外还有一万多名自产自销的菜农进市场卖菜。

第四，购销体制的放开减少了国家的亏损，减少了社会浪费。一直以来，蔬菜公司一直处于政策性亏损的状况，国家须对亏损进行补贴。在改革后，蔬菜公司减少零售供应的压力，可以腾出较多精力组织对外蔬菜的运销，1989年，财政用于蔬菜亏损补贴达1951万元，按吃菜人口400万计算，平均每人4.88元，比1984年人均减少2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减少65%。而且这些补贴主要用于淡季蔬菜购销价格倒挂上，作用于稳定市场，平抑物价。同时，过去因旺季往往上市畸多，剩菜很多，同时因为蔬菜质量差，可食率低，大量蔬菜做垃圾处理，每年有超过两亿斤。这些菜先由菜农运进城，然后又由环卫部门运出城，造成了人力、运力、财力、能源上的极大浪费，蔬菜产销放开后，可食率提高，上市均衡，剩菜大大减少，有利于城市市容、卫生和交通减少了压力。

蔬菜购销体制的改革给广州蔬菜市场带来一片生机，是广州市改革开放以来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改革理顺了农商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蔬菜产销体制改革之后，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政府都感到满意，1986年是蔬菜放开的第二年，蔬菜产销形势越来越好，1986年2月21日、25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分别报道了广州市蔬菜购销体制改革一年多以来取得的好成效：数量足、质量好、品种多、价格平、居民群众连声赞好。蔬菜购销体制的改革也是广州市农副产品由计划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在蔬菜产销体制改革后不久，也就是在1985年1月1日，猪肉价格也全面放开。至此，除粮食以外的各种农副产品全面放开，促进了广州经济发展，便利了市民的生活，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开始体现出来。

先行先试的广州市蔬菜体制改革在全国起了示范性的作用。1984年12月，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听到商业部负责人的汇报，广州市已全面放开蔬菜，效果很好，于是带领有关部门人员专程来广州视察，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副省长杨德元等陪同下，听取了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的汇报，对放开的过程及效果进行详细的了解，肯定了这次改革的意义与成果，促进了全国开始对蔬菜产销体制及农副产品改革。

1985年，国务院决定对蔬菜、水产品等农副产品的产销体制实行全面改革，将经营权和价格放开，从此，中国的蔬菜产销体制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由于各方面的认识和实际情况不同，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由国有蔬菜公司统购包销的做法延续到90年代初。在此期间，广州市地对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成为许多大中城市学习与参考的对象。

1985年1月，农业部召幵会议，要求上海和广州分别在会上介绍蔬菜改革和城市农业经济发展的经验。1985年5月20日至23日，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城市菜场会议在天津召开，鉴于广州市蔬菜产销开放取得较好效果，海珠市场在改革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商业部副食品局组织十大城市的会议代表在会议期间前往广州开现场会议。广州市蔬菜公司和海珠市场做了专题汇报，另外代表们还参观了蔬菜贸易部和肉菜市场的蔬菜成交工作和市场供应，现场参观了海珠市场的改革工作。1986年2月16日至25日，全国十五城市蔬菜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广州市副市长邓汉光、市菜办主任古善继、二商局业务处周桥英以及蔬菜公司苏元刚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广州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经验。1986年3月23日至28日，全国蔬菜公司经理会议在四川重庆召开，广州市蔬菜公司副经理刘东林参加会议，在会上介绍了广州市蔬菜放开的做法和印发了介绍转运站经营情况的书面材料。武汉市一位负责人考察完广州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后说：“广州市蔬菜产销体制改革是相当成功的。在它的成功背后，蕴含着广州市决策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以及新闻工作者同心协力促改革的参与意识和拼搏精神，正是这股合力，使贵市的蔬菜改革不断出新，不断完善。”

1987年，李鹏主持在西安召开全国蔬菜工作会议，要求广州市在会上介绍改革的经验，广州市派副市长杨资元、杨丰等人参加。李鹏亲自听取了杨资元汇报广州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过程和影响，对广州的改革给予了肯定。

广州市蔬菜产销体制的放开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改革给广州蔬菜市场带来生机与繁荣，80年代末，在中央的统一的部署下，广州市委、市政府提出菜篮子工程的建设规划，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蔬菜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经过30年的发展，广州蔬菜准备充足有保障，价格波动不大，吃菜难的问题一去不返。广州利用天然的条件和优越的政策，建立十个蔬菜生产基地和一批蔬菜专业生产村，建立了以江南果蔬批发市场为龙头的经营规模化、设施现代化、环境优美化、服务优质化的蔬菜批发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蔬果集散地之一，从而推动了蔬菜产业向现代化产业方向迈进。

                    （作者：周艳红）

来源：《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