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特区主要包括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广东经济特区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各项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广东经济特区能有这一切，是与两个人分不开的。一个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叶剑英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广东的老书记习仲勋。从广东经济特区的创办过程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叶剑英的大力支持，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复出；正是由于叶剑英坚决为习仲勋平反，并力荐习仲勋主政广东，才有了广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正是由于叶剑英对广东经济特区的创建一直给予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才有了广东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叶剑英对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力主邓小平出山，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6年，是中国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最后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夺权活动。在这危急时刻，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作出重大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正如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在叶剑英的悼词中所说，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薄一波对此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在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中，叶帅是核心人物，他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叶剑英在党的威望极高。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排名第一的副主席；1977年3月又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8年3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领导地位仅次于华国锋，‚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态度、主张对于党、军队和国家工作大局及其走向有着重要影响。
叶剑英从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尤其在1975年与邓小平共同进行整顿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确实是个治国安邦的帅才，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赞扬邓小平“人才难得”、能担当大任中更加深和坚定了他的观点和看法。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为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央重要领导做了大量工作。叶剑英最早、最坚决、最积极请邓小平复出。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提出，应该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拒绝。他多次找华国锋等做工作，说明邓小平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党内难得的人才，应尽快请邓小平复出。1977年3月上旬，叶剑英同华国锋、汪东兴商谈，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再次提出请邓小平复出，而且在会后对华国锋耐心做工作，坚持一定要请邓小平复出、恢复邓小平全部领导职务。由于华国锋对叶剑英很尊重，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建立了共命运、同生死的关系。如果没有叶剑英的决策和担任总指挥，就不可能得到军队的支持，打垮“四人帮”。如果没有叶剑英大公无私的帮助（粉碎“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剑英坚决推辞，并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也不可能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华国锋终于同意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和《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邓小平重新出山，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
叶剑英不仅最终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而且“主动让位”，积极支持和协助邓小平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叶剑英在许多场合以实际行动为邓小平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创造条件。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80寿辰，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等前往叶剑英住地为叶剑英祝寿。邓小平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亲切地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在老同志面前突出邓小平。叶剑英多次提出邓小平应排在他前面。197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十一届中央军委组成名单，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叶剑英仍排在邓小平之前。当日，叶剑英听取秘书的工作汇报，当听到秘书汇报“邓副主席在军委座谈会上说，军委日常工作由他辅助叶帅”一事后，批示说：上报军委批办的文件，可先送小平同志。秘书随即打电话给军委办公厅负责人，传达了这一指示。1978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叶剑英在会上积极做工作，主动让位，全力支持，确立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功不可没”。在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叶剑英一直是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常委，位次高于邓小平。他后来曾提议，政治局常委排名，把邓小平放在自己前面。1981年6月，叶剑英给中央写信，请求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的排列，将他的名字派在邓小平的后面，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在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的核心，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指出：叶剑英“在这个时候，他主动让位，再三请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他总是大事不糊涂，这一点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也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的形势，叶帅的历史、功绩、地位、身份、威望、影响、作用等，都大大不同一般，他对邓小平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
大力推动广东经济特区创建，经济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和重要标志
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在经济特区的创建过程中，叶剑英大力关心、支持和推动特区的创建，为特区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经济特区的酝酿创建过程中，叶剑英对经济特区十分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他较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主张。1977年11月11日至12月3日，叶剑英在广东调查研究和休息，与省委及梅县地委、县委领导同志座谈，听取大家意见，解剖“麻雀”。他要求大家“实事求是，力戒浮夸，是什么就讲什么”。通过调查研究，叶剑英较早地发现了问题，提出了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设想。期间，叶剑英听取了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到宝安调研处理香港同胞对深圳口岸工作的反映的调研汇报，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提出的建议把宝安建设成向香港提供鲜活食品的外贸生产基地的做法给予确切的支持。叶剑英指出：“在珠海、宝安搞出口商品基地比较好。姚依林同志和我谈话时，他同意在这些地方进口粮食发展养猪、养鸡业……我看，这样做好。”
1978年初，叶剑英坚决支持受迫害的习仲勋出来工作，并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专门接见了习仲勋，准备派他到广东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把守南大门”，从此，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老书记带着叶剑英相赠的“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的六句箴言，带领广东领导班子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
叶剑英较早提倡关心了解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1978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经济代表团到西欧5国考察后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汇报。叶剑英鼓励谷牧说:“谷牧，你大胆讲，别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有顾虑。今天讲不完明天还可以讲!”听了汇报后，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拉开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1月，叶剑英在广州会见了香港、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何贤、柯正平、李菊生等，希望他们为广东的经济发展作贡献，激发了这些港澳知名人士回家乡投资建设的积极性。叶剑英还会见了省委书记吴南生等，要求广东的负责人想办法改变广东的贫穷面貌。带着叶帅的嘱托，1979年1月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后，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分头带队到一些地方调研，积极探索改革之路。习仲勋带头到粤西北山区调研，同当地干部群众座谈，与他们讨论政策问题、干部思想解放问题等。新华社为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针对省委一些同志提出的办类似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一些设想，习仲勋大力支持，在3月组织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他说：“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帅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很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叶剑英十分关心广东经济特区的建设，因为经济特区战略关系到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979年6月1日，叶剑英在广州接见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在同省、地委书记座谈时说：“我同谷牧同志讲，发展经济不能顾北不顾南……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讲话中还要求广东各级领导对部分人员逃港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采取措施解决。1979年6月23日，叶剑英在北京参加了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广东代表团讨论会，并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要求广东要充分利用发展广东的有利条件，指出“海外关系多，是发展广东的一个有利条件……我们要合理地加以利用。”“省内还有亚热带气候的自然条件，都要很好地加以利用。”“要很好利用海外的条件，把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好。要重视这批人才，包括重视这方面的外汇、资金的利用，发展交通、火电、水电和沼气发电，等等。”叶剑英的讲话，对广东经济发展，特别是对经济特区创建和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亲临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对经济特区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1979年7月中央50号文件颁布，明确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试办“出口特区”。为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省委成立了经济特区筹备组负责特区筹备工作。广东经济特区开始进入了创建时期。1979年7月蛇口炸响了轰动全国的“开山第一炮”，拉开了广东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风靡一时的“蛇口模式”也成为深圳经济特区起步开发的主要模式。由于经济特区是新生事物，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经济特区的创办不理解，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面对蛇口的做法泪流满面、痛心疾首：“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一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也议论纷纷：“深圳除了海关的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这些言论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传来。就连国家某部门一位官员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又少了一块！”
就在深圳等经济特区面临风风雨雨时，1980年4月，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叶剑英最先来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对经济特区做法给予充分肯定。27日至28日，在副省长王宁、叶选平及省委秘书长杨应彬等陪同下，叶剑英到深圳、珠海视察。27日，在深圳市委领导张勋甫、方苞等陪同下，叶剑英登上深圳水库大坝，眺望秀丽的湖山景色。随后，叶剑英来到罗湖桥和文锦渡，向正在值勤的边防公安干警表示慰问。在蛇口工业区，听取了香港招商局副总经理郭玉骏等的汇报，在了解工业区“五通一平”的进行状况及当前存在的一些困难后，仔细询问工业区要不要修铁路、与外商签订了多少合同、有何经验、谷牧上月份到蛇口工业区时将上述问题汇报了没有以及谷牧有什么意见等问题后，对蛇口工业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说“你们的汇报很好，我回京后将这些问题向有关同志说一下，祝你们成功，很快把工业区建设好。”叶剑英还应蛇口工业区之邀题名：“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28日，叶剑英到珠海视察。在住地唐家湾要塞部队司令部的招待所，叶剑英与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交谈，听取珠海设市后的基本状况和试办特区的一些准备工作。叶剑英关心特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仔细询问了香洲渔民的生活状况等，还询问了香洲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他鼓励特区大胆改革，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及旅游业，肯定特区的发展道路。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叶剑英到香洲烈士墓园祭拜烈士。在珠海市委负责人吴健民等的陪同下，叶剑英视察了珠海市和拱北海关，对珠海的做法给予肯定，再次紧紧抓住吴健民的手说：“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做得很好，很好。”
1981年3月，84岁的叶剑英到珠海市和中山县视察，鼓励两地的同志要按照中央指示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并强调要大胆利用外资。3 月26 日，叶剑英到珠海市视察。叶剑英在珠海市委负责人的陪同下，考察了特区市容及拱北海关。他对珠海市的发展情况感到满意，再次肯定珠海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做法。
叶剑英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是对经济特区在极端困难下的极大支持，经济特区尤其是蛇口工业区牢记叶帅的嘱托，充分发挥企业自主权，通过实行招标建设、订立奖罚合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等办法，调动各方积极性，运用经济办法建设，短短的两年在荒滩上完成了整个工业区企业的建设，开始了一系列工厂企业的建设，建设速度快，创造了高效率的“蛇口方式”，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面旗帜。
主持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为经济特区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作为新生事物，经济特区在创建过程中，许多人心存疑虑，问题多多。如经济特区政策会不会经常变？对经济特区投资有没有保障，会不会把投资当做资本家来对待?中央决定试办特区之后，一位海外朋友对负责经济特区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省委认识到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起草一部围绕特区的有权威的法规是当务之急。在中央50号文件出台半个月后，省委正式启动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由吴南生总负责，秦文俊和丁励松具体负责。吴南生等组织一班人马，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初稿终于完成，并提交省委讨论修改。1979年12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并作进一步修改。至1980年4月，先后经过13稿修改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最终获得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常规，作为一个地方法规，省的人大通过就算是已经立法有效了，但由于广东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情，与外国打交道会涉及很多超出广东范围的事情，《条例》如果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将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对特区工作更加有利。于是广东省领导将这一想法向正在广东视察工作的叶剑英委员长汇报，请求全国人大安排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进行立法。叶剑英非常支持，将广东的意见通知全国人大办公厅。全国人大认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一项广东省地方法规，由全国人大来讨论通过一项地方法似无先例。得知这一情况后，省委派人再次向叶剑英陈述条例通过的必要性，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叶帅把广东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作为地方法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这是破天荒的。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广东三个经济特区在法律上完成了立法程序。《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颁布后，引起了国外和港澳地区工商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和极大重视，纷纷前往各经济特区进行参观考察和洽商业务，使经济特区的对外经济活动更为活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经济效果。
1981年11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建议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议案。会议认为，“由于已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还只是个原则性的规定，有许多具体的政策和法令尚未公诸于世，如特区企业的登记注册、劳动工资、土地租用及出入境管理等等，还没有单行法规，不少外商仍抱观望的态度。在特区工作的人员也因为没有具体的法规和实施细则，在对外活动和处理各项事务中无章可循，致使放不开手脚和口径不一、处于被动的局面。”为了使广东、福建所属经济特区的建设顺利进行，为使特区的经济管理充分适应工作需要，更加有效地发挥经济特区的作用，决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各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备案。正是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根据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单行法规。这些法规涉及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等方面，连同国家颁布实施的一些法律法规、暂行规定等，共同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全面的经济特区对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对外商在经济特区的投资优惠待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保证了外商在经济特区投资的合法权益，从而吸引了大批外商到经济特区投资建设，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
综上所述，叶剑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智慧，带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积极促成邓小平出山，使中国改革开放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他关心支持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对经济特区所作的既有远见卓识又切合实际的指示和工作，对经济特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他亲自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进行视察，为经济特区的创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主持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立法程序上为经济特区提供法律保障。叶剑英叶剑英对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作者：陈宪宇）
改编自：《叶剑英——经济特区的主要奠基者》，《中共名人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