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亲手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以东20公里的黄埔长洲岛上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摇篮，黄埔师生们曾经并肩作战，把鲜血洒在一起，演出了20世纪20年代革命舞台上的英勇一幕。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到1949年底迁往台湾，在大陆共办了23期，其毕业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41386人。黄埔军校名将辈出，战功显赫，扬威中外，影响深远，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从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方面探讨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黄埔军校为北伐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孙中山在长时期内依靠旧军队从事革命活动，屡遭失败，给他留下痛苦的教训。因此，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决定建立一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革命军队（党军）。1923年9月，孙中山派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等组成）访问苏联，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代表团在访问期间，曾直接向苏方提出“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制中国军队，派去的人愈多愈好。”11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建立革命义勇军的决议。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议决了建立军官学校的有关事项。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军校初定设立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五部，由各筹备委员暂行分工主管。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在总理领导下，负责处理校务工作。5月9日，委任廖仲恺为军校的中国国民党代表。随后，任命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兼总队长；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张申府（当时是共产党员）为副主任，11月由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周骏彦、俞飞鹏为军需部正、副主任；宋荣昌、李其芳为军医部正、副主任；何应钦为战术总教官。11月29日，又增设教育长，由胡谦担任，后由王柏龄、何应钦、邓演达等担任。后又增设参谋处，以钱大钧为处长。还聘请布柳赫尔（1889—1938，在中国期间化名加伦）等苏联红车将领为车事顾问。
5月初，第一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的工作，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在第一期录取生中，有共产党员50—60人，湖南考生、共产党员蒋先云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入学。由于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
1926年7月，国民党政府出师北伐，黄埔军校师生官兵成为北伐军的重要骨干力量，不少人在北伐军中担任了各级将领或指挥员。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以共产党员和黄埔学生为战斗核心。北伐军长驱直进，出师不到一年，连克长沙、武汉、南昌、福州、杭州、南京、上海，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数十万军队，在半年多时间里就占领了半个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战争中，黄埔军校立下了赫赫战功，黄埔军的声威也达到了高峰。“北伐军的阵容和实力，是以黄埔军校师生为主要支柱的。通过统一广东的历次战斗，以教导团为核心骨干起家，一年之间已先后从校军、东征军、党军，进入扩编成国民革命军，都依赖于黄埔军校的军事和政治骨干为基础。他们以统一广东的威望，赢得领居国民革命首脑和主干的地位，在北伐军总司令部各军事中枢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校长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总司令，副校长李济深作总参谋长，教育长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战斗之烈，取胜之速，军威之盛，实我国现代史上所罕见。在这次战争中，黄埔军校师生高举北伐大旗，奋勇当先，历经百战，血溅山河，为震动中外的北伐战争创立了辉煌战功，黄埔军校的声威也进入高峰。”“每一次战役，无不有黄埔军校同学的血，每一个战场，无不有黄埔同学的骨。”
北伐战争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虽然中途夭折，但这次战争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开始了创建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成功合作的历史见证。作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两党都曾选派重要干部到军校任职，为军校的建设呕心沥血。两党也都在这里培养造就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国共两次合作时期，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国家与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次东征的军事负责人是蒋介石，周恩来则担负政治领导工作，他们共同挑起了领导指挥东征军作战的重任。广大军校出身的国共两党官兵战斗在一起，流血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是国共黄埔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同仇敌忾，北伐战争才取得重大胜利。
黄埔军校可以细分为四个时段：一是广州时期；二是南京时期；三是成都时期；四是台湾凤山时期。也可以分为国共合作办校时期和国民党单独办校两个时期。1927年国共破裂，国民党将中国共产党清理出了军队和黄埔军校，当时革命局势动荡，政治重心北移，黄埔旧址也就不复当年盛况了。此后到1949年，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先后迀移南京、重庆等地，并在西安等地开设了分校，一直办到国民党逃离大陆以前。1927年后，黄埔军校相继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7年，黄埔军校逐渐在台办学，成为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全称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至今仍为台湾地区训练军官的高级院校之一。
二、黄埔军校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生死存亡关头，国共两党中历经了合作分裂的黄埔将校，再度携手，共赴国难，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中，从最高统帅部到各战区与集团军，黄埔军校师生出身的将校数以百计。他们率领国民党官兵开辟正面战场，在长城、忻口、淞沪、徐州、武汉、长沙、桂南及入征缅甸等各大战役中给日寇以重创，消灭与牵制了日军的大量主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中，从总参谋长到师、旅、团长，从各军区司令到分区指挥员，也有众多黄埔师生出身的将领。他们领导广大指战员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并长期活跃在华北、华东、中南和东北敌后战场，日益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坚。叶剑英、左权、叶挺、项英、赵一曼、李济深、顾祝同、胡宗南、戴安澜，历史永远铭记那些有名的和无名的黄埔将士在国难当头时团结御侮的业绩。“有资料统计，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两万余人。”
与黄埔老资格的第一期、群星荟萃的第四期相比，黄埔三期显得多少有些寂寥，不过，依然走出了不少著名的将领，比如戴安澜将军。戴安澜是安徽无为县人，曾就读于南京安徽公学，深受陶行知的影响。1924年初，戴安澜响应时任广东粤军第四师团长的远房叔祖父戴端甫的号召，报考黄埔军校一期，却因身材瘦弱被淘汰。1925年，戴安澜再次报考，终于考进黄埔军校第三期，被编在步兵队学习。真正让戴安澜“扬名立万”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中国远征军南征缅甸。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中国广大军民正在为抗日付出最惨重的牺牲。当年2月，日军为了切断援华抗战物资的重要运输线——滇缅公路，向缅甸大举进攻。应英国政府请求，中国国民政府派遣远征军3个军约10万人赴缅参战。其中，第五军戴安澜所率的二〇〇师表现最为突出。1942年3月，戴安澜率二〇〇师参加东瓜保卫战，与日军第五五师团正面交火，在敌众我寡，又失去空军支援的恶劣环境中，与日军苦战12天，歼敌5000余人，掩护英军安全撤退。4月24日，戴率部克复棠吉，使东线战局转危为安。5月18日，戴安澜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戴安澜殉国后，国共两党领袖均亲撰挽词。蒋介石的挽词是：“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成，虚予期望痛何如？”毛泽东的挽诗是《海鸥将军千古》：“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1956年，戴安澜被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是其中唯一一位国民党将领。
赵尚志三个字，曾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日军发出的无奈而又钦佩的感慨。当年东北流传一种说法，叫“南杨北赵”。“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他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就读黄埔军校第四期，历经艰难困苦，抗日决心毫不动摇，即使最后负伤被俘，依然宁死不屈。1932年8月，赵尚志担任巴彦抗日游击队政委。巴彦游击队失败以后，赵尚志加入抗日义勇军孙朝杨部，后率6人赴珠河创建抗日游击队。到1934年，这支抗日武装不断壮大，达到数千人。后来赵尚志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1942年2月，年仅34岁的赵尚志在战斗中，遭到混入部队的日满特务暗算，重伤被俘后血尽而死。随后日寇将其遗体肢解成两部分，身体沉入松花江，头颅送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请功，而后下落不明。历经60余载，东北抗日烈士赵尚志将军的颅骨于2004年在长春找到，并于2008年安葬于将军故乡陵园。
赵一曼，是家喻户晓的抗日民族女英雄，还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女生队的一员。她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3个女生中队共招收213名学员，她们中有的成为喋血沙场的革命英烈，如胡筠、游曦等；有的成为杰出的红军女将，如危拱之、张瑞华等；有的成为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如赵一曼等。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她们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抛洒在祖国大地。
在抗日战争中，黄埔将士拼死抗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为国捐躯、名垂青史的爱国主义赞歌。参加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的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谢晋元团长，孤军抗敌，气节如山；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彭士量将军在战场中弹倒下前仍忍痛大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恨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黄埔一期毕业生左权将军，冀鲁豫军区四分区司令员、黄埔校生朱程将军等在与日军作战中英勇牺牲，他们的精神永远与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同在。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正是秉承这一朴素而又崇高的理念，黄埔军校将士精诚团结，视死如归，共赴国难。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出身黄埔的国共两党爱国将领精诚团结，前仆后继，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八年，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黄埔精英的鲜血浇铸了历史的真谛：国家分裂就会出现动荡衰败，国家统一则会兴旺强盛；国共两党分裂就会两党受损，国家受损，人民受损，两党合作就会两党受益，国家受益，人民受益。纵观黄埔精英际会分合的历史，不难看出国共两党黄埔将士中，始终存在着信仰与主义的不同，并且始终围绕着信仰与主义展开激烈的斗争。尽管如此，黄埔出身的国共两党将领合作抗敌的局面仍然曾前后维持了10多年之久。寻根究源，就在于当时国共两党都能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从寻求国家民族的统一出发，求同存异，把内部矛盾、分歧暂时搁置，和衷共济，反对民族共同的敌人。
三、黄埔军校是人民军队将帅的摇篮之一
1962年，朱德元帅与黄埔军校毕业的两位上将陈奇涵、杨至成谈话时，特别指出：“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他所说的“老根”，就是黄埔军校。在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前，黄埔军校的师生中，共产党员达500多人。早在军校筹办之初，叶剑英就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邀请，以建国粤军第二师代表的身份参加军校筹备工作。军校开学后，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同时还兼兵器学的讲授任务。“十大元帅”中的林彪、聂荣臻、徐向前、陈毅，也都曾是黄埔军校的师生。
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光辉业绩的黄埔军校著名共产党人，还有在1955年授衔前己经牺牲或由于各种原因未授予军衔的军职以上师生53人，他们是：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熊雄（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鲁易（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恽代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南昌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代理主任）、雷经天（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三野两广纵队政委）、徐成章（黄埔特别官佐，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杨林（黄埔学生队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胡公冕（黄埔卫兵长，红十三军军长）、李之龙（黄埔第一期，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汉藩（黄埔第一期，湖南省委军委书记）、许继慎（黄埔第一期，红一军军长）、黄敖（黄埔第一期，红四军参谋长）、董朗（黄埔第一期，红四军参谋长）、彭干臣（黄埔第一期，红十军参谋长）、蔡申熙（黄埔第一期，红二十五军军长）、冯达飞（黄埔第一期，湘赣军区参谋长）、孙德清（黄埔第一期，红二军团参谋长）、刘畴西（黄埔第一期，红十军团军团长）、左权（黄埔第一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宣侠父（黄埔第一期，八路军高级参议）、袁仲贤（黄埔第一期，三野第八兵团政委）、周逸群（黄埔第二期，红二军团政委）、熊受暄（黄埔第三期，红一军政治部主任）、肖人鹄（黄埔第三期，红五军军长）、吴光浩（黄埔第三期，红十一军军长）、朱云卿（黄埔第三期，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段德昌（黄埔第四期，红六军军长）、李天柱（黄埔第四期，红八军军长）、伍中豪（黄埔第四期，红十二军军长）、何昆（黄埔第四期，红十四军军长）、李鸣珂（黄埔第四期，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刘志丹（黄埔第四期，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曾中生（黄埔第四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王世英（黄埔第四期，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袁国平（黄埔第四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李运昌（黄埔第四期，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赵尚志（黄埔第四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潘中汝（黄埔第五期，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陶铸（黄埔第五期，广州军区政委）、黄公略（黄埔高级班，红三军军长）、李青云（武汉分校军事教官，红十五军军长）、项英（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新四军副军长）、张国焘（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李富春（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四野副政委）、王良（武汉分校，红四军军长）、李超时（武汉分校，红十四军政委）、徐彦刚（武汉分校，红一军团参谋长）、邓萍（武汉分校，红三军团参谋长）、刘型（武汉分校，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张友清（武汉分校，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程子华（武汉分校，四野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夏曦（长沙分校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有着堂堂阵容。出身于黄埔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外交家，更多的成为将帅之星。在共和国十大元帅里，就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5人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在10位大将里，就有陈赓、罗瑞卿、许光达3位毕业于黄埔军校；而曾经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上将有8人、中将有9人、少将有11人。这也就是说，仅在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开国将帅中，就有36人直接受过黄埔精神的熏陶。他们是：元帅（5人）：叶剑英（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总参谋长）、聂荣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黄埔第一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黄埔第四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大将（3人）：陈赓（黄埔第一期，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武汉分校，中央军委秘书长）、许光达（黄埔第五期，国防部副部长）；上将（8人）：陈奇涵（黄埔政治大队长，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陈明仁（黄埔第一期，四野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周士第（黄埔第一期，防空军司令员）、宋时轮（黄埔第五期，军事科学院院长）、杨至成（黄埔第五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张宗逊（黄埔第五期，总参军训部长，总后勤部部长）、郭天民（黄埔第六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陈伯钧（武汉分校，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中将（9人）：阎揆要（黄埔第一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常乾坤（黄埔第三期，空军副司令员）、倪志亮（黄埔第四期，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唐天际（黄埔第四期，总后勤部副部长）、郭化若（黄埔第四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王诤黄埔第六期，副总参谋长）、谭希林（黄埔第六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曾泽生（黄埔军校高级班，第五十军军长）、彭明治（黄埔军士教导队，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少将（11人）：袁也烈（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海军副参谋长）、徐介藩（黄埔第三期，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方之中（黄埔第四期，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洪水（黄埔第四期，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李逸民（黄埔第四期，总政治部文化部长）、曹广化（黄埔第四期，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白天（魏巍）（黄埔第四期，炮兵技术学校校长）、廖运周（黄埔第五期，高级炮兵学校校长）、周文在（黄埔第五期，福州军区副政委）、张开荆（黄埔第五期，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朱家璧（黄埔军校第八期，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中一些早期黄埔生，凭资历本来是可以授中将以上军衔，但只授予了少将军衔，这里面虽然有种种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红军时期的经历，或革命经历不完整，而影响了他们的军衔的评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有36位军事家是中国革命战争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这个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方志敏、刘志丹等组成的英名方阵里，可看到有16人曾经在黄埔军校留下过青春的足迹，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左权、黄公略、刘志丹。
四、结论
从1924年（民国13年）5月创办至1930年（民国19年）7月，历时6年，共招收7期学生，毕业4期另2个部队计6349人（含第6、第7期部分毕业于广州黄埔本校的学生），培养出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黄埔军校，在那个年代被列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之一，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同享盛名。
黄埔军的校史，生动地展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携手共同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历史。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都是始料所不及的。“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历史丰碑，是造就一代将帅精英的摇篮。”以“黄埔”冠名的将领史迹，涉及民国军政、国共合作、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可说是一部浓缩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
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军校釆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著名民国史专家唐德刚说：“没有黄埔军校就没有北伐，没有北伐就没有国民党的政权，没有国民党的政权，抗战期间中国就没有政府。国共两党的高层人士都和黄埔军校有关系，可以说没有黄埔军校就没有现代中国，整个一部中国近代史，逃不掉黄埔的影子。黄埔军校诞生于中国的军阀时代，它的诞生统一了中国的革命军，打掉了军阀，开启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
（作者：石雷）
来源：《黄埔军校与中国革命——纪念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