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上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编辑部在广州召开党史学界纪念华南抗战胜利80周年座谈会。福建、海南、广西三省（区）党史部门代表先后发言，以详实史料再现了三地在华南抗战中“各著华章、共担大义”的历程。现将发言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福建是华南抗战的坚强一翼
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 郑香福
今天，是9月18日。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隆重召开纪念华南抗战胜利80周年座谈会，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很有意义。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等地的华南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闽西、闽南与广东粤东地区在抗战时期曾同属闽粤赣边区党的领导，使福建成为华南抗战的坚强一翼。
一、地理与战略层面的有机一体，构成华南防线的东翼支柱
福建与广东在地理上的毗邻和连续性，决定了其在战略上必然与华南其他区域的联动性。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封锁中国东南沿海、切断国际援华物资通道，对华南各省发动了进攻。福建与广东共同构成了中国东南、华南沿海的防御正面。当时，福建党组织有闽浙赣边区和闽粤赣边区两个省级组织系统，其中闽粤赣边省委（闽西南潮梅特委）下辖福建的闽西、闽南及广东的大浦、梅县、潮汕等地区。自九一八事变后，福建省委和闽粤赣边省委领导广大人民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浪潮之中。1932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后，广泛进行抗日宣传。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高举“北上抗日”旗帜，发布抗日宣言，促进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11月，以粤籍将领蔡廷锴等人率领的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高涨的反蒋抗日的必然结果。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闽粤儿女更是积极响应，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投身到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中。如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后，南方八省15块游击区中，福建占了6块，近5000名闽籍红军游击健儿，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二、三支队等部北上抗日，占新四军总数近一半，为华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和牺牲。
二、军事与作战层面的有机协同，构成敌后战场的重要一环
抗战时期，福建战场有效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华南核心区域的防御压力。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福建沿海的大小战斗达297次。厦门和福州保卫战、大湖战役等国民党正面战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中共福建地方组织领导创建的沿海抗日游击队，有效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取得琅尾港伏击战大捷，极大提振了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嘉奖。闽籍官兵占中国海军近75%，为海军抗战谱写壮烈篇章。日军对福建的侵占，是其“沿海切断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南进战略基地的重要步骤、阻止盟军登陆的重要举措，因而，福建是打破日本侵华战略的重要战场。福建战场有效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广东、广西等华南核心区域的防御压力，保障了华南抗战后方的相对稳定，对华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起了不可忽视的策应和配合作用。
三、政治与经济层面的有机联系，构成支撑抗战的华南血脉
华南地区是抗战中后期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通道，福建凭借地理位置和华侨优势，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沿海主要港口被日军封锁后，福建的福州及周边隐蔽港口，曾一度承担起国际援华物资的转运任务，同时也是海外侨胞支援国内抗战的重要中转枢纽，为华南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物资和人员支持。抗战时期，中国在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约850万人，闽粤两省籍华侨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组织抗日团体，大力宣传抗战，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成为抗战胜利的坚强后盾。著名代表陈嘉庚被毛泽东评价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据南侨总会统计，自全民族抗战开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左右时间，华侨的捐款平均每月达法币1350万元，每年1.6亿元，等于负担了当时抗战军费的三分之一。大量闽粤籍华侨回国参战。如福建晋江籍的菲律宾爱国青年沈尔七率侨回国参战，牺牲在东江的一次战斗中，年仅28岁；广东潮汕籍归侨郑松涛在日军突袭澄海县北李村时不幸被捕，宁死不屈，牺牲时年仅22岁；更有3000多名“南侨机工”，绝大部分是闽粤籍华侨，他们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但却有100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闽粤籍华侨还开展了保卫侨居地的斗争，从侧面支援太平洋战场，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总之，福建抗战是华南抗战中极为重要且独特的一部分。为最终赢得华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和牺牲。
琼崖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游宪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海南抗日战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南敌后抗战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琼崖抗战自1939年2月至1945年8月，历时六年多，尽管孤悬海外、敌我力量悬殊，但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琼崖特委）始终高举抗日旗帜，倡导建立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带领琼崖军民浴血奋战、共御外侮，创造了孤岛抗战胜利的伟大奇迹，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引领琼崖抗战的正确方向
在琼崖抗战中，琼崖特委认真践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灵活运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领导琼崖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琼崖特委公开发表《团结抗日，保卫琼崖》的告同胞书，并主动致信国民党琼崖当局，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在琼崖特委反复催促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经过四轮、历时一年多的艰苦谈判，在广州沦陷后的第二天，琼崖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为琼崖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1938年12月5日，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以下简称独立队，后扩编为独立总队、独立纵队），标志着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琼崖国民党顽固派屡屡破坏团结抗战的恶劣行径，琼崖特委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集中力量打退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的反共逆流。1941年底，琼崖特委领导独立总队在斗门、大水战斗中对进犯琼文抗日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彻底击退了反共逆流，有力维护了琼崖团结抗战大局。同时，琼崖特委领导抗日武装在战略上实行持久的防御战，战术上坚持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巧妙运用伏击战、奇袭战等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琼崖抗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胜路线图。特别是在侵琼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扫荡”时期，面对日伪顽军的三面夹攻，琼崖特委制定了“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对策，带领广大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把抗日战争引向全岛，陷日本侵略者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以说，正是因为琼崖特委善于从政治上把握方向、大势、全局，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才引领琼崖抗战一步步走向了胜利。
二、始终走在抗战前列，成为琼崖抗战的中坚力量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琼崖特委率先举起抗日旗帜，积极宣传抗日主张，领导抗日武装始终站在前列，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义无反顾地扛起了琼崖抗战的历史重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琼崖特委第一时间印发《九一八惨案宣传鼓动大纲》，率先举起琼崖抗日旗帜，号召全琼人民和爱国侨胞积极参加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推动全琼抗日救亡活动向前发展。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后，琼崖特委立即派员在全琼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并在出版《党团生活》和《布尔塞维克》的基础上，组织创办《救亡旬报》等杂志，系统宣传我们党关于抗战的各项方针政策，夯实了团结抗战的思想基础。1939年2月10日，在日军入侵海南岛的当天，琼崖特委就领导独立队开赴南渡江下游的潭口渡口阻击东进之日军，打响了我们党领导的琼崖抗战第一枪。特别是与国民党军队躲进五指山区、消极避战相比，在6年多的琼崖抗战中，琼崖特委领导的独立纵队以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气魄，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先后对敌伪作战22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800余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至抗战胜利时，独立纵队已发展到7700余人。琼崖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有效地阻滞了日军的“南进”，支援了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和美、英等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独立纵队也付出重大的代价，牺牲了5600余名指战员，涌现出了如黄振亚、林伯熙、黄魂、陈琴、吴浪渡、许如梅、黄金容、符克、李泽民等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回顾历史不难看出，琼崖特委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无愧为琼崖抗日的先锋和中坚力量。
三、坚持一切依靠人民，铸就琼崖抗战的坚强后盾
在琼崖抗战中，琼崖特委始终牢牢站稳人民立场，领导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维护抗日军民共同利益，广泛开展人民战争，筑起全民抗战的铜墙铁壁。
在琼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初期，琼崖特委就推动成立琼崖统一的战时政治工作机关——琼崖战时党政处，颁布动员和组织群众、坚持长期抗战的《保卫琼崖动员委员会组织条例》，推动琼崖抗战蓬勃开展。1941年11月，琼崖特委领导建立琼崖抗日根据地最高政权机关——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并颁布《琼崖东北区政府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一系列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政策法令，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力量的积极性，在参军参战、物质援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至抗战胜利时，琼崖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解放区人口己达100万以上，占全琼人口将近一半，为琼崖抗战提供了强大支撑。同时，琼崖特委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维护各民族利益入手，积极在黎、苗族等少数民族中开展发动工作，得到了各地黎、苗族人民强烈拥护。1943年，王国兴领导黎、苗族同胞发动的白沙起义受挫后，主动寻找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琼崖特委坚决支持黎、苗族同胞的正义斗争，顺势而为，抓住有利时机派出部队挺进五指山区，领导创建白沙抗日根据地，为琼崖抗战建立了可靠的后方基地。此外，琼崖特委还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争取华侨支援抗战作为重要任务，不仅在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设立办事处、在香港派驻代表，冯白驹还多次致函海外侨胞，报告琼崖抗战情况并请求援助。琼崖华侨、港澳同胞积极响应，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大力支持，还组成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于1939年4月至7月分批返琼参战，为琼崖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正是由于琼崖特委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进而汇聚起了磅礴力量，赢得了琼崖抗战的胜利。
在海南孤岛抗战的壮阔进程中，海南各族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仅人口损失就有50多万。他们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向世人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些都是海南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海南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广西抗战的历史贡献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 黄莺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处华南的广西以“西南屏障”的战略定位，从军事防御到政治动员，从文化抗战到国际合作等方面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广西党组织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高举团结抗日救亡旗帜,团结推动国民党广西当局坚持抗日。1937年,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广西进行合作抗日谈判,拟订了《红、桂、川三方联合抗日纲领草案》,推动形成广西全民抗战局面。中央还在广西先后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次到桂林指导工作。桂林八办和桂林统委会积极开展对地方当局、民主党派、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确保了抗日文化运动的先进方向。中共广西党组织,一方面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一方面积极组织各类抗日救亡团体,推动组建由青年学生组成的广西学生军,奔赴抗日救亡战场。这一系列抗日救亡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引领着抗战的正确方向、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
广西是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战场。作为南疆国门要地,广西战略地位一直被日本侵略者觊觎。日军侵华期间,为切断中国的西南国际运输线、打通其所谓的“大陆交通干线”,先后两次大规模入侵广西。面对敌人的疯狂侵犯,广西军民奋起抵抗。在1939年的桂南会战中,取得毙伤敌人5000余人的昆仑关大捷,这是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军攻坚作战的重大胜利。1944年的桂柳会战、1945年的桂柳反攻作战,广西军民均给日伪军以重创。抗战期间，我们党领导的30多支抗日游击武装队伍,活跃在20多个县开展敌后游击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广西成为全国较早收复的省份。
广西是全国抗战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抗战时期，广西倾尽人力、物力,支援全国抗战。作为全国抗战兵源的重要供给区,在全民族抗战期间,广西共征调近100万兵员补充全国部队及组建新军,还组织数达千万人次的民工投入抗战后勤保障。广西是全国安置战时难民的主要地区,也是全国接受外援的主要通道之一,为开辟西南国际运输线、支援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广西是中国空军与苏联、美国援华空军的重要基地。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驱逐机大队、美国飞虎队以及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以桂林、柳州为基地参加对日作战,威震南中国。许多广西籍华侨华人也通过捐钱捐物、回国参战等方式,大力支援祖国抗战。
广西桂林是文化抗战的中心之一。广州、武汉等地沦陷后,大批民主文化人士和进步文化团体转移桂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他们把舞台当作炮台、把剧场当作战场,开设书店、出版社200多家,创办报纸杂志近200种,宣传爱国主义,鼓舞抗日救亡斗志,唤起民族觉醒。苏美英等国家在桂林设立文化办事机构,桂林成为国内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中心,成为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之都,树立了文化抗战的一面光辉旗帜。
广西是中越两国共同抗日的集结地。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广西和越南高平等边境成为两国革命者聚集的区域。1938年冬，胡志明从苏联到延安，之后南下广西抗日。1941年，胡志明从广西入越南，在高平省建立越南中央革命根据地抗日。从1941年至1945年，胡志明、武元甲、范文同等人常往返中越边境抗日。中共党员则深入越南协助发动群众，广西边民为越南革命者提供掩护。两党两国还共用交通线，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起，大量侨批从越南等地经东兴寄至潮汕构成“东兴汇路”，运回大批抗战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越边区党支部书记谭统南率中越边区抗日游击大队入越与日军作战，创建广西靖西、那坡和越南重庆、茶岭等跨国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防城那良抗日武装起义后，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开赴中越边境越南塘花一带开辟了塘花抗日游击区，直至1945年8月撤回国内。
广西与广东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西党组织长期隶属于广东，即使短时期内隶属关系有所变更，但与广东党组织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尤其是广州沦陷后，一大批文化人士和文化团体从广州转移到桂林，其中包括中共掌握的《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等机构和人员都从广州转移到桂林。国军第四战区司令部从广东移驻柳州后，左洪涛领导的中共四战区特支在柳州开展统战工作，配合桂林的文化抗战。香港沦陷后，根据中央指示，八办香港办事处、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从香港营救出的大批文化也转移到桂林，这给桂林带来抗战文化活跃新局面。在军事抗战中，中共党领导的粤桂边抗日武装队伍在两省边区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斗争活动，如1939年钦廉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1945年的桂东南起义与钦廉四属抗日武装起义就是两广人民并肩战斗的，而且这两次起义的人员后来都参加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广西抗战的历史贡献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华南抗战的地位和贡献。
责任编辑：杨炳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