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后更名为《红军长征记》）是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不久， 由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发起征稿，徐梦秋、丁玲等主持编纂的叙事文集。该书作者覆盖红军指战员、政治宣传干部与高层领导人，所载均为他们二万五千里行军亲历与沿途见闻，是研究长征历史、探讨红军集体记忆生成和长征精神塑造的极为重要一手文献。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二万五千里》展开了若干研究，对该书的编纂背景、版本流变、文本内容和传播进行过探讨。本文则着重从其形成与内容探讨红军长征集体记忆的早期建构。

一、由来与出版

1935年冬，中央红军历经艰苦的战略转移抵达陕北。此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暂时获得了立足点，但在政治舆论上处于被动、孤立的状态。长征途中，由于对外联络通道受限，中共难以向外界传递自身的真实境况，而国民党将长征污蔑为“流窜”“溃退”，在国内外媒体上进行负面报道和污蔑攻击，导致外界对红军长征缺乏了解。如果能将红军历经十余省、冲破重重围堵的真实历程和革命精神呈现于世，把中共北上抗日的救国主张向外界传播，便能重塑红军形象，反击国民党的污名化宣传，从而为处于物资匮乏中的陕北根据地争取到国内外的同情与援助。

据此，1936年春，中共中央便决定由专人写作和宣传长征。徐梦秋在为《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撰写的《关于编辑的经过》中提出：“编辑这本书的动机，是在去年的春天，当时的计划是预备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但被指定写的人偏忙着无时间。”由此可知，早期的编纂思路是提供基础素材，交予具备专门写作能力的“几个人”编写。直到8月才改为“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而这与埃德加 ·斯诺对陕北的访问有关。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Edgar Snow）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 经西安秘密进入陕北苏区。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向世界系统讲述长征的绝佳时机。此时距中央红军结束长征不过数月，许多指战员对二万五千里征程记忆犹新。但记忆若不转为文字，便会随时间流逝而模糊、散失。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向红军指战员和战士广泛征稿，一则为斯诺准备素材，二则向国内外直接讲述长征，以打破国民党的污蔑，唤起国内外同情，募捐抗日经费。8月5 日，毛泽东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发起征稿信。信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 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还向各部队发去电报： “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电报强调的“极好机会”，即指斯诺对陕北苏区的访问。

8月5 日征稿信发出后，反应之热烈超出预期，稿件源源不断涌来，原定截止日期也由9月5 日延长到 10月底。最后，共收到稿件二百篇以上，“以字数计，约五十余万言”。征稿工作启动后，红军总政治部建立由徐梦秋、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实际主编是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徐梦秋作为长征亲历者，对征来的稿件及作者们作了如下描述：“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赳赳武夫’和从红角中、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可见，编辑委员会没有掩饰一些作者“不懂得所谓写文章”的事实，将“粗糙质朴”作为文风标举出来，是关于长征的原始记录。丁玲是编辑工作中最投入的人之一。1937 年4月 15 日，她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生动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新的奇迹又发生了，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开始的时候，征稿通知发出后，还不能有一点把握。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

面对这两百多篇行文参差不齐、文风各异的稿件，编辑委员会制定了6条编辑方针：（一）同一内容的稿子，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技术的工拙，来决定取舍；（二）虽是同一内容，散在两篇以上稿子里，但各稿还有其他不同的内容，故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爱”：（三）有些来稿，内容“独有”，不管文字是否通顺，基本上采用；（四）有些来稿虽然内容“独有”，但篇幅过短，内容又过于简单平常，只好“割爱”；（五）来稿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予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六）依据时间和空间进行编排。按照上述编辑方针，编辑委员会从二百余篇来稿中选定 109篇，并附 10首歌曲、2份英雄名录和4张图表，约三十余万字，于 1937年2月22 日编定成书，名为《二万五千里》， 并复写若干份，装订成誊清稿。

然而，这部书稿在编定后迟迟未能出版。其中原因，除了延安早期缺少纸张、油墨等印刷物资等客观因素外，还由于国内时局的转变。一方面，1936年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共谈判，使陕甘根据地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共调整了路线方针。但在《二万五千里》原稿中，有相当多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批判的文字，并保存许多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战斗记录。由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首要任务，对内对外宣传口径都须进行相应调整。另一方面，全国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丁玲等人奔赴前线，徐梦秋也离开延安赴苏疗伤，书稿的出版工作遂被搁置下来。

直到 1942年 11月，《二万五千里》更名为《红军长征记》， 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出版，作为供党内、军内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资料”。相比于 1937年誊清稿，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在内容上最大限度地维持本来面貌，不仅记录了红军的英勇事迹，也保留了关于饥饿、疾病以及红军将士的日常生活等细节。不过， 该版只有 100篇文章，未包括陆定一的《珍重》、谭政的《突围的第一仗》、彭加伦的《出发的前夜》和《胜利后的一幕》、张际春的《铁屁股》等文章，并对收录的部分文章进行了修改。因此， 本文主要依据 1937年《二万五千里》誊清稿展开研究和论述。

二、作者与体裁

《二万五千里》是由红军长征亲历者共同完成的集体回忆著作，涵盖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各个重要阶段与关键事件。每一位作者都从自己的位置出发，记录下所见所闻、所历所感，从而形成一幅由无数记忆拼接而成的红军长征历史图景。

从作者群体的构成来看，红军一线指战员是供稿的主力之一。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 以“艾平”“斯顿”署名写了《第六个夜晚》《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休矣飞机》《红四师强渡乌江的故事》等20篇文章，是供稿最多的作者。时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一梯队队长彭雪枫，他的《娄山关前后》达数千字， 详细记录了夺取娄山关和再占遵义的战斗过程。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他的《渡乌江》篇幅也达到数千字，详细记录了从侦察、强渡、偷渡到最终成功的整个突破乌江过程。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他的《突破天险拉子口》记录了攻克腊子口的经过，对地形的险要和夜袭战术的运用作了细致说明。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谭政，他的《突围的第一仗》《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等文章，记述了中央红军第一阶段突破四道封锁线的历程。时任军委干部团上干队指挥科科长、队长周士梯（即周士第）， 他的《还不算空手》《吃冰琪林》《俘虏兵的一束话》等文章， 既有战斗记录，也有对日常生活的生动描写。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士榘，他的《三过遵义》《夺取定番城》记录了红军以少敌多的战斗经验。

中基层政治宣传干部是供稿的另一主力。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彭加伦，写了《出发的前夜》《别》《追》《胜利后的一幕》《大王山上行路难》《十七个》《飞夺泸定桥》等十余篇文章， 是供稿数量排名第二的作者。此外，《二万五千里》还附录了他写的《渡金沙江胜利歌》《战斗鼓动曲》《提高红军纪律歌》《到陕北去》等4首歌曲，它们因欢快的曲调而在红军中广为传唱。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 以“小朋”“筱篷”署名写了《离开老家的一天》《夜行军的一幕》《“泥菩萨”》《粤汉路旁》等文章，既有对行军与战斗过程的记述，也有长征途中个人情感的抒发。时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部长徐梦秋，以“莫休”署名所写的《一天——再占遵义城》《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页日记》 《大雨滂沱中——两河口的欢迎会》《松蕃的西北》等文章，不仅有对战斗过程的记录，也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还有对草地生活的描述。李一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干部团教员，他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长达一万六千余字，是全书篇幅最长的文章，详细记录了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的行军过程， 对沿途地理、民情、历史均有细致观察。

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供稿的重要群体。董必武时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总支部书记，他的《出发前》记录了长征出发前与何叔衡的谈话，以及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后遇害的消息，情感真挚而深沉。谢觉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兼秘书长， 他的《抱桐岗的一夜》《卓克基土司宫》《番民生活鳞片》等文章， 记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和长征途中的艰苦生活。徐特立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他的《医院生活》生动地记录了医院中儿童、妇女、伤病员和老人的生活。李富春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他的《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弟兄》《夜行军》等文章， 既有对离别情感的抒发，也有对夜行军细节的记述。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均未为《二万五千里》直接撰稿。谢觉哉在 1945年 11月2 日的日记中写道：“三七年总政发起写长征记，各人就所记忆写出，本书编印约三十多万字，读之如温旧游，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功夫，隔了十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久是缺文。”可见，毛泽东曾应允为该书撰写“总述”。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形成，毛泽东出于照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指示暂缓出版，他拟为其撰写“总述”的计划未能实现。

从体裁上看，《二万五千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主要包括回忆录、日记、散文、歌曲、图表等。其中，回忆录是最主要的文体形式，记述了作者在长征途中的亲身经历，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叙述，也有对个人遭遇的微观描写。谭政的《最后的一道封锁线》、刘亚楼的《渡乌江》、彭雪枫的《娄山关前后》等，都属于回忆录。这类文章的特点是内容相对完整，既有对行军和战斗过程的叙述，也有对意义的总结，梳理事件经过，表达个人感受等。

日记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何涤宙的《遵义日记》逐日记录了中央红军从 1月9 日进遵义到 19日离开的生活情况。耿飚的《由临武至道州》以日记体记录了二百里急行军奔袭道州的过程，对时间、里程、沿途情况的记录颇为详细。徐梦秋（即莫休）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页日记》以日记体记述了从5月5 日到30 日的行军过程，对每一天的行程、见闻、感受都有记录。

散文在书中也有重要位置，其优势在于抒发情感、营造意境，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审美体验，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和艺术性。如李富春的《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弟兄》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记述了告别中央苏区及苏区民众的心情。陆定一的《老山界》是散文体的典范之作，以优美的文笔描绘了翻越老山界的过程，对夜宿峭壁、满天星斗的描写形象而细腻，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曙霞的《小茅屋》以散文诗的形式， 描绘了贵州西北贫民的生活。

《二万五千里》收录了 10首歌曲，如陆定一、贾拓夫合编的《长征歌》， 陆定一、黄镇合编的《打骑兵歌》， 陆定一的《两大主力会合歌》， 徐梦秋的《凯旋歌》， 彭加伦的《渡金沙江胜利歌》等。其中《长征歌》在陕北苏区广为传唱，成为最早系统讲述中央红军长征全过程的文艺作品之一。其以“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雩都河，固陂新田打胜仗”开篇，按月记述中央红军长征的历程，直到 1935年 10月“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这些歌曲以韵文的形式，记录了长征的重要节点和战斗经验，多创作于行军途中或休整间隙，起到了动员和鼓舞士气的作用。艾平在《从两河口到马蹄街》中记下一个细节：为躲避敌机轰炸，红四师政治部宣传队的火线剧社“沿途歌唱不止，我们的步伐无形中合着歌声的节拍，合组成了一个大的军乐队”。

《二万五千里》还附录了4张图表，分别是《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红军第一军团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途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它们与前面一百多篇文章性质不同，没有叙事，没有抒情，只有地名、里程和分类数字。《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按日期排列，从 1934年 10月 16 日到 1935年 10月21 日，逐日记下红一军团出发地点、经过地点、宿营地点和当日里程，最后一栏统计出行军总里程“共为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则统计了红军在汉族、苗族、彝族、藏族、回族、瑶族、僮族等不同民族区域停留的天数。表后附有说明，记录各民族的生活习惯、社会结构及其与汉族的关系。《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处环境一览表》和《红军第一军团长征途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则记录了行军途中遇到的各种自然障碍和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

三、行军与作战的叙事和记忆

《二万五千里》中关于行军与作战的叙事占据了核心地位。全书收录文章中， 超过半数涉及战斗过程或行军经历，因写作时间距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仅数月，记忆真实、清晰而鲜活。

长征首先是每天走数十里乃至上百里的长途行军。作者们以亲身经历，记录了行军生活的具体形态。其中，夜行军是常态。李富春在《夜行军》中详细记述了队伍制作火把的各种技术，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罐洋油点”，有的“用松枝利用松香汁燃烧”，还有的“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的捆起来，容易点燃”。夜行军的困难，在书中多有记述。童小鹏在《夜行军的一幕》中，写到自己深夜行军时“眼睛已开始同两腿发生冲突了——疲倦的眼皮时常想闭着休息，而两腿仍旧不断向前走去。为避免跌跤，逼得两眼不得不要勉强睁大，不得不要执行它的视觉任务”。这种在行进中打瞌睡的现象，在夜行军中较为普遍。彭加伦在《大王山上行路难》中写到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夜是黑的可怕，没有星光，又没有月亮，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掌，一切都被黑神吞没了”。队伍走走停停，“坐又不能，站也不好，冷风一阵阵的吹来，令人非常难受”。山地行军是另一大考验。童小鹏在《“泥菩萨”》中，生动记述了翻越大王山时的情景。因刚下过雨，“地面上的一切都洗涤得干干净净”，但山路却“越洗越糟糕，泥和水已混淆得糊里糊涂”。天黑之后，“伸手不见掌，连不知道何处是路。一时碰到路边的山壁上了，知道碰了壁，赶快往低的地方去；一时又跑到柴草里去了，知道是走错了路，又赶快摸到烂泥巴的地方走”。这种在极端环境中摸索前行的经历，是长征途中山地行军最真实的写照。

战斗叙事是《二万五千里》的核心。这些文字大多出自一线指战员之手，他们在记录战斗时，首先关注的是战术层面的问题，如地形如何、敌人兵力多少、我方如何部署、进攻怎样展开、遭遇了什么困难、最后如何解决等。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相关战斗的文字记录在书中占有重要位置。谭政在《突围的第一仗》中，记录了 1934年 10月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文章写得很简练：“我主力（一、二团及师直属队）约于下午五时达新田附近，从居民中得知盘踞金鸡之敌约一营，已于昨晚退安息。守新田者为粤敌之第一师第二团，因我伪装部队刚到达新田街口，后续部队尚未跟上，即被敌发觉，仓忙退入堡垒，乱枪四放。”这段文字没有渲染红军的英勇，只是平实地交代了战斗的经过和结果。张爱萍在《终于占领了》中，记录了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的追击战：“溃退的敌人，沿着马路向安息圩退走，我们也就顺着马路向安息圩追下去了。那才狼狈呀！沿途抛弃了许多的军用品、武器、弹药与物品、食物、香烟等。青天白日的军帽、臂章、军官的符号、毯子、鞋子、雨具、衣服、包袱、文件、箱笼……给白色的马路糊上了一层红红绿绿五光十色的颜色。”这段文字提供了战场实态的直观画面，溃败的敌人狼狈逃窜，沿途抛弃的物品成了红军胜利的见证。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十分惨烈的一仗。莫文骅在《在重围中》记录了红八军团作为后卫掩护主力渡江的情景，内容包括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战斗之激烈、突围之艰难、最终之胜利。李雪山在《紧急渡湘水》中， 记录了红十三师掩护全军渡江后的撤退过程：面对冰凉的河水，“大家毫不犹豫，把鞋袜脱去，扑通的跳在水里，河水冰凉入骨”。这段描写生动地展现了红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乌江战斗是长征中又一次重要的渡河作战，刘亚楼在《渡乌江》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战斗的全过程。

文章从“向着乌江进”写起，交代了任务背景，即红军要占领遵义、桐梓，创造新的根据地，乌江是必经的“天险”。接着写乌江之险：“江面宽约二百五十米，水流每秒一米八，南岸要下十里之极陡石山，才能至江边，北岸又要上十里之陡山，才是通遵、桐的大道。其余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无法攀登。站在沿边一望，碧绿的乌江水、墨黑的高石山，真所谓天险乌江！”之后就记述红军强渡乌江和与敌人“剧战”的过程，最后写道：“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首先过去的，只有廿二个红色英雄。”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关键战役。谭政在《向赤水前进》中，记录了土城战斗的经过：“土城一仗，侯之担集结了三个团，先我占领了阵地，似乎要和我们拼个死活。这样的好机会， 自然我们也不会推辞……枪声响了，土城附近山上，都堵满了敌人。人们的心理中都以为今天的侯之担，一定要凭着土城作孤注一掷呢。我们两个营向敌前进了，一路跑步了，便接近了敌人的山脚。谁也不料侯之担仍然是不‘过硬’，整营整团的像泻水般溃退下去。”这段文字生动地刻画了黔军战斗力之弱和红军的迅猛追击。遵义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彭雪枫在《娄山关前后》中，详细记录了夺取娄山关和再占遵义的战斗过程。文章从二郎滩的背水战写起，简单介绍了回师遵义的目标，接着描写娄山关的险要：“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关上茅屋两间，石碑一通，上书‘娄山关’三个大字。周围山峰，峰峰如剑，万丈矗立，插入云霄，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汽车路，真所谓‘一夫当关万人莫开’。”再写夺取娄山关的战斗过程：从下午三点开始仰攻，黄昏前夺下点金山，夜晚与敌反复争夺，次日拂晓大雾中击溃敌人反攻，终于占领娄山关。最后写追击战和再占遵义。彭雪枫的写作风格，既有军事指挥员的严谨，又有文学工作者的细腻，使这篇文章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巧渡金沙江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莫文骅在《“五一”的前后》中， 以亲历者的视角生动再现了干部团巧渡金沙江的经过。接到军委“五一夺取金沙江”的命令后，部队冒着炎热急行军一百八十里，在“黑沉沉的夜半”抵达江边。发现两只小艇后，他们迅速渡江，利用厘金局贪图税款的心理，巧喊“纳税”，结果“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人，也不掉一个队——当然脚是走痛了——唾手夺取了天险的金沙江”。此文在渲染环境烘托行军之艰难的同时，注重细节刻画，使战斗场景既紧张又富有戏剧性。不仅如此，作者意识到此战意义之重大，称其创造了“战争史上光荣的第一页”，并深情追忆牺牲的战友，将个人情感与集体记忆融为一体。

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十分惊险的一幕。彭加伦在《十七个》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调，记录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文章开头写道：“四川的大渡河是著名的天险……两岸高峰形同削壁，水深无底，流急如箭，亘古以来无军渡过。诸葛亮之祭泸水，凄凉万状，石达开之全军覆没，遗恨千秋。大渡河之险，真是名不虚传了。”接着写红军强渡的决心和准备：“部队中送出了十七个英雄。他们的英勇，在那饱满的肌肉上和那坚毅的表情上显露出来。他们的热血沸腾着，整个部队的热血也在沸腾着。”然后写强渡过程：“枪声是像放鞭炮一般的响起来了，打得河水四溅飞扬。我们的炮，我们的机关枪，也向着敌人猛射， 口号声震动天地，十七个英雄迅速的一跳登船，船像飞一般的过去了。”最后写英雄登陆后的战斗：“船拢岸了，十七个英雄飞身一跃就上了岸，接着一排手榴弹，夺取了岸河工事，接着又攀藤负葛，爬上石崖。敌人在上面猛烈扫射，手榴弹拼命的打下。他们终于爬上去了，又是几排枪又是几排手榴弹，把敌人打得鸡飞狗走，高山的堡垒，又被我们十七个占领了。”这篇文章后来广为流传，成为长征故事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飞夺泸定桥是强渡大渡河后的又一关键战斗。彭加伦在《飞夺泸定桥》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战斗的经过。文章从安顺场强渡成功后无法架桥写起，引出必须夺取泸定桥。接着写红四团作为先头团，在三天内急行军三百二十里，沿途突破敌人层层封锁，最终于5月 15 日拂晓赶到泸定桥。此时桥上的木板已被敌人抽掉，“只剩得几根光铁索”，对岸有敌人重兵扼守。然后写夺桥过程：先是22位英雄“冒着浓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索，冲锋过去”，接着战士们在政委的鼓动下，“不顾一切冲进火焰中去，衣服帽子烧了，眉毛头发也烧了。他们一切都不管，只是猛冲，一直冲入街上和敌人进行长时期的巷战”。这段文字既有对战斗过程的详细记录，又有对关键时刻政治动员作用的生动展现，是《二万五千里》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通过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肃前的最后一战。杨成武在《突破天险拉子口》中，记录了这次战斗经过。文章从接到任务写起，写到连续两天的急行军和途中遭遇敌人并迅速将其击溃，然后写到腊子口的地形：“拉子口的两边都是悬岩削壁，无路可通。周围都是丛山峻岭，中间一条卅余米远的小河，这是白龙江的主源，河水深（三米远以上）而流急，右边河岸是绝壁，河左岸有一条路直通岷州城。此路真讨厌， 必须经过那长约卅米远的险要隘口。”面对如此险要的地形，红军采取夜袭战术，由一、二连从右侧石山爬上敌人侧后，正面六连二十个英雄战士连续五次冲锋未能奏效，直到右侧部队到达，两面夹击，才将敌人击溃。这篇文章详细呈现了红军在腊子口战斗中面对天险，如何侦察地形、如何选择进攻点、如何组织部队、如何在正面进攻受阻后调整战术，最终取得胜利的全过程。

四、日常与情感的叙事和记忆

在《二万五千里》中，除了那些硝烟弥漫的行军与战斗记录，还有大量关于红军日常生活和内心情感的描写，包括长征途中吃什么、穿什么、睡在哪里、有什么消遣、内心有何种波澜等。

饮食是《二万五千里》中频频出现的叙事主题。作者们没有回避长征途中饥饿带来的痛苦和心理震荡。这种对缺粮带来的饥饿叙事，往往不是为了渲染苦难，而是为了通过对获得食物过程的记录，体现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以及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徐梦秋在《松蕃的西北》中，详细记述了红军在毛儿盖地区缺粮的情形。他写道：“饥饿的氛围就紧紧包围着我们了，虽然每天还照例两遍或三遍吃饭号，但在每次号音后，大家所得到的只是两个漱口杯的嫩豌豆苗和野菜。”日子久了，“老豌豆茎，硬帮帮地，嚼碎了，也只是满嘴的粗纤维。不咽下去，肚子在告急；咽下去，又担心不得出来”。对于广大战士来说，“每天都只有一个思想：找点东西吃，使肚子不饿，赶快走，到有粮食的地方去”。这种对饥饿感的细腻描写，在后来的长征叙述中很少见到，但它恰恰是长征真实的情景。为了获得粮食，红军不得不自己动手收割青稞。童小鹏在《波罗子》中记录了在波罗子筹粮的情形：“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到打麦场中去，打的打，筛的筛，簸的簸，到田里割的割，晒的晒。本来是一支脱离生产的军队，突然就成为农忙时候的农民了，本来是一块冷冷静静的地方，也突然变为很热闹的场所了。”王辉球也记录了类似的经历。在极度缺粮的情况下， 红军战士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可食之物。周士第在《还不算空手》中，记录了一次搜山的经历。他带着几十个人到山上寻找食物，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在回程中发现了一种野菜，“大家都很欢喜地争着去摘，总计摘了四五斤”，“还不算空手”。这段短短的文字，透露出红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乐观精神。

露营是行军中难得的休整机会。陆定一的《老山界》作为文学名篇，对红军夜宿峭壁进行了细致描写。他写夜宿峭壁边，半夜醒来看到满天的繁星，“天上闪烁的星光好像黑色幕上缀的宝石”， “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在四周， 把这个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他还感受到周围寂静无声，“静寂得使我的耳朵里有嘈杂的、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不可捉摸的声响，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马群在平原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徐梦秋则在《松蕃的西北》中对过草地的露营进行了详细记录。他写道， 第一天晚上，“雨又跟着夜神来袭击了，因为缺乏经验，油布张得不得法，烂斗笠也不济事。高处的水又流来了，大家闹得坐不能、站不是……一夜雨不曾停过，溪水更猖狂的泛滥了”。第二天晚上，“在河边露营，不上山，即在河岸水滨布置行营了。地面虽然是湿的，不过折点枝叶，再放上油布，可以勉强坐下去，雨也不似昨晚那样狂暴的袭击”。第三天晚上在一个山坡上露营，“山坡上草是深深的，没有蓄水的地方……雨又作恶的落下了。因为已有了两天的经验，今天帐篷搭的巧妙些，虽然落雨，还可以四五个人蜷伏在草地上不受浸湿”。第四天作者“落了单”，行了十余里赶上队伍露营，“仍然一棵小树也没有，开水吃不成。架好棚子时又落雨了， 大家蜷伏在蚌壳样的帐篷内，干咽一些炒青稞麦”。第五天露营，“地面是干干的，草是尺把深，极难得的天然的垫褥。繁枝密叶，看不出巴掌大的天体。天也特别的恩典，不落雨。谁个不舒开眉结，透出乐意的脸神呢”。这种对地形、雨水、露营条件细致入微的描述，展现了草地行军艰难的生活环境以及红军的革命精神。

在《二万五千里》中，颇令人意外的还有对红军长征文化生活与心灵情感的描写。这些叙事打破了“赳赳武夫”的刻板印象，反映了长征队伍中存在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熟悉现代文明生活的知识青年。

何涤宙在《遵义日记》中记录了红军占领遵义后的各种“洋派”生活，如打篮球赛、开晚会， 甚至还要忍受遵义裁缝把打土豪分来的皮大衣领子改得太小的“气愤”。他在日记中记下学生们看到红军打球时“他们都是大学生呀”的惊叹。李一氓在《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中的叙事则更具知识分子特征。他在渡大渡河的生死关头，还忙里偷闲去考察川西县城的民风，根据清人笔记去对照和考证石达开的史实。通过将当下的长征与历史上石达开的典故相参照，他获得了一种审视历史的自豪感。周士第记录的雪山“吃冰琪林”情节，也具有这种世俗而浪漫的特质。他的《吃冰琪林》一文记述红军翻越打鼓雪山时，在海拔五千米的山顶上，陈赓、宋任穷、萧劲光等人用雪加糖精自制“冰琪林”，谈笑风生，体现了红军在极端环境中苦中作乐的精神。

《二万五千里》中有不少关于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感描写。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记录了与何叔衡的一番闲谈。出发前，他并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只知道是“北上抗日”。当得知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并可能遇害的消息时，他写道：“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这种在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之间的深沉情感，朴素而真挚。彭加伦在《出发的前夜》中记录了战士们对行动目的的猜测与议论，充满了对故土的留恋。广大红军战士哪里会想到，“这次的移动会一行二万五千里，而和自己的家乡永别呢？”陆定一在《珍重》中，以充满诗意的笔触，表达了对中央苏区的眷恋之情。他写道：“不论如何难舍难分，今天要离别了。我们将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我们将如哥仑布航海一样，向那远远的西边去，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在什么地方停脚。也许在比较近的地方，也许要很远，也许还要更远些。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事业。”这段文字，既有对根据地的深情告别，又有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情感层次非常丰富。童小鹏在《离开老家的一天》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他写道：“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离开这块自由的乐土，离开数百万的兄弟姊妹……这次离开苏区，当然是为了实现新的战略……但是久住的老家，快乐的园地，突然离开，不禁有点不舍，只是为了执行新任务，就遵命继续出发了。”这种对故乡的眷恋与革命信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高尚的心理状态。

五、结语

记忆不只是个体的心理活动，其生成与存续依托特定的社会框架，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 · 哈布瓦赫认为是集体建构的产物。红军长征的集体记忆并非个体亲历记忆的自然叠加，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主导下经过筛选、整合形成的历史共识，《二万五千里》在这一早期建构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该书成书于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不久，是“第一部由长征人写长征的报告文学集”，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了艰苦征程。它不同于一般的长征回忆汇编，其编纂成书标志着长征记忆从个体亲历向集体叙事的系统性转化，是长征集体记忆建构的最初文本。

首先，由毛泽东和杨尚昆联名发起征稿，红军总政治部主持编纂，将分散于各部队、各岗位的个体亲历回忆汇集起来，本质上是对长征记忆的一次建构，从而使这部书从诞生之初就具备了超越个人记忆的集体属性。编辑委员会秉持“以存其真”的原则，在稿件取舍上兼顾内容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仅修正笔误而不滥改原文，既完成了对分散的个体回忆的整理，又最大限度保留了回忆的原生态。二百余篇来稿，最终被整合为一百余篇结构清晰、编排有序的系统叙事，本质上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记忆“生产”。

其次，从内容构成看，《二万五千里》既充满有关行军与战斗的叙事， 也包含大量有关日常生活和内心情感的叙事。一方面，对一系列关键战斗的记述，确立了长征记忆的核心事件序列，呈现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完整进程，并展现了红军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对筹粮、露营、伤病等日常生活以及内心情感的细致书写，补充了军事叙事之外的生活面向。饥饿的考验、行军的疲惫、故土的眷恋、过雪山草地的艰辛以及理想的坚守，这些生命体验同行军战斗叙事和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共同搭建起红军长征集体记忆的基本框架。

再次，多样的文体形态拓展了长征集体记忆的传播路径。其中，回忆录与日记以亲历者视角还原事件脉络与现场细节，奠定了集体记忆的史实基础；统计图表以量化数据确定长征的时空框架，强化了历史叙事的客观性；而歌曲朗朗上口， 突破了文字读写的门槛，便于在基层部队传唱。各类体裁功能互补，使长征记忆从文本整合发展为红军内部的历史共识，进一步推动了集体记忆的生成与传播。

尚需指出的是，《二万五千里》较为完整地保存了红军长征记忆的原始形态， 它是此后各类长征叙事的重要史料基础，也为研究长征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核心依据。1942年《红军长征记》对篇目与内容的调整，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进行的叙事调适，这也说明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时代语境持续演变的动态过程。

［黄珍德，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