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共创建的历史叙事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彰显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主要创始人历史贡献的重要标识。这一表述以极简练的语言，定格了1920年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下脱险、途中密商建党大计的关键历史瞬间，勾勒出南北两位思想领袖携手发起建党、共担民族复兴使命的历史图景。
这一颇具历史温度的术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随着中共党史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争议也接踵而来。部分学者从史料实证角度出发，质疑核心回忆文本的可靠性，认为支撑这一命题的核心史料属于典型的“孤证”，缺乏同期档案、报刊、书信等一手文献的直接佐证。也有学者从“南陈北李”思想发展的视角切入，认为两人在当时不具备共谋建党的思想前提。特别是海外相关研究对回忆文本生成背景、核心人物行踪进行了考辨，在国内外党史学界引发强烈反响。此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否成立，成为学界悬置多年的关键问题。
争议的持续，既与中共创建史的史料留存特点密切相关，也与研究视角和方法论取向有重要关联。若史料留存本身存在先天不足，以常规史料考证标准苛求秘密活动中的历史叙事，难免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对思想转变的渐进性与复杂性认识不足，也容易遮蔽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丰富面相。有鉴于此，本文立足已有研究成果，梳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提出到争鸣的学术史脉络，围绕论争的核心焦点与逻辑分歧，进行再考证，并结合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特殊性提出一些可行路径，就教于方家。
一、缘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学术议题的提出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一个标志性命题，先后历经了从民间自发的固定形象称颂，到与建党叙事的深度绾合，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专门学术议题，完成了从历史记忆到学术问题的“蜕变”。
（一）称谓流变：从“北李南陈”到“南陈北李”的初步构形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中共党史上广为流传的经典叙述，肇始于五四运动前后进步青年群体中流传的“北李南陈”之说。新文化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以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姿态，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封建礼教与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思想界公认的领军人物；李大钊则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二人以上海、北京为思想阵地，引领着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成为时代变革的核心旗帜，备受中国进步青年的尊崇。1920年8月，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在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背板留下杂感，并提及学生间传诵诗句：“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这首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将二人比作漫漫长夜中的璀璨星辰，生动体现了进步青年对陈、李二人的敬仰之情。同期亦有嵌名诗流传：“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这两首诗的作者虽无确考，但其口吻与语境均指向当时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并活跃于北大校园的进步青年群体，是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二人领袖地位的自发追认。彼时“北李南陈”仅为形象化称颂，尚未与建党这一具体历史行为直接关联。
“北李南陈”称谓次序的转变与固定，始于1933年李大钊公祭仪式。1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英勇就义，此后其灵柩一直停放在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未能安葬。1933年春，中共北京地下组织得知北京大学准备出面安葬李大钊的消息后，决定把李大钊的葬礼办成一次反对国民党的大规模示威游行。4月23日，在北京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祭仪式。送殡队伍高举挽联，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游行示威。送殡队伍中，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所赠挽联明确书写：“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挽联中提及的“南陈已囚”，指的是此时陈独秀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身陷囹圄；“北李如在”则表达了对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深切缅怀，以及对先烈革命精神的无限崇敬。挽联以“南陈”“北李”对举，完成了从“北李南陈”到“南陈北李”的顺序转变，也让这一称谓首次以正式文字形式出现在公开场合。此后，这一称谓在学界、社会各界广泛通行。例如，1947年蔡尚思论及李大钊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时便明确指出，“李先生是中共初期的理论家与实行家，他与陈独秀齐名，被世人称为‘南陈北李’”。
（二）叙事绾合：“南陈北李”与“相约建党”的史料钩沉
将陈、李二人并称，与建党行动紧密绾合的最早文献，见于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的《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一文。报道记录了 5 月 22 日追悼大会上，与陈、李交谊深厚的高一涵所作关于李大钊生平业绩报告演讲，其中关键记述为：“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并说到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是迄今所见最早将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同行与“组织共产党”进行关联的原始记载，构成“相约建党”叙事的核心史料依据。除高一涵外，李大钊、陈独秀的同时代人回忆亦印证了二人南北分工、共谋建党的史实。如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在其回忆文章中明确提到，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主张组织共产党，“经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周佛海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亲身参与建党早期筹备工作，其回忆进一步强化了“南陈北李”与建党活动的内在关联。
1963年10月，高一涵对1920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的细节作出更完整追忆：“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油迹满衣的背心，坐在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让陈独秀开口，以免露出南方口音。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后，即购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此次补充回忆，让“相约建党”的历史场景更加具体、生动，细节更加饱满。尽管高氏的回忆属事后追述，但他曾与陈、李同办《晨报》《新青年》《每周评论》，共执教北大、同赴五四运动，交谊深、信息近。因此，这些回忆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学术探讨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然而，在整个20世纪30—70年代，以上回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系统关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种党史著述，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各类教材、专著，多侧重于对建党进程的宏观梳理，对陈独秀、李大钊的个人作用未聚焦“相约”情节做实证考辨，高一涵所揭示的关键线索长期处于潜隐状态。
（三）议题形成：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发掘与议题呈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党史学界开始注重史料发掘和实证研究。随着对五四运动和建党初期历史的重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开始从历史记忆转变为专门学术议题。这一转变的标志性节点，是一批重量级党史著作的相继出版，以及学界对相关回忆史料的重新发掘与运用。
1983年，著名历史学家李新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一书，率先采用了高一涵的回忆并予以整合叙事：“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到天津。1920年2月，他们扮作商人，坐一辆骡车，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几天，然后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以上关于交换建党意见和分别进行建党活动的论述，都包含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核心意涵。该书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首卷，在学界影响广泛，使“相约建党”之说开始为更多研究者所知。1986年，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在其专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完整引述和讨论了汉口《民国日报》所载高一涵演讲原文；同年5月，虞崇胜在《江汉论坛》发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为学界较早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为题的专题论文。此外，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生平研究中也开始明确提及或直接采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建树在其专著《陈独秀传(上)——从秀才到总书记》中，用一目篇幅专写“南陈北李，携手建党”的内容；由阎稚新、李善雨、肖裕声编著的《李大钊与中国革命》，同样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设专章系统论述。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作为官方史著的代表，其注释集中亦采用了高一涵演讲的相关内容。这些成果标志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正式成为党史学界的具体研究对象。
高氏的回忆被广泛引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激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此后数十年间，围绕这一命题的探讨与争鸣持续不断，既有赞同者为之补充证据，亦有质疑者对其提出诘难。以高一涵回忆为枢纽、以南北呼应为脉络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逐渐成为中共创建史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经典议题。
二、争鸣：“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史料真伪与史实真伪之辩
学界围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真实性、史料可靠性、思想合理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且持久的学术争鸣。参与争鸣的学者既有国内党史界的权威专家，也有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讨论范围逐步从单一史料考证，延伸到思想史分期、历史语境辨析、中共创建逻辑重构等多个层面，各类观点交锋深入、立场鲜明，共同推动了该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争鸣核心问题可归纳为两点：一是高一涵回忆录的史料可信度问题；二是即便回忆属实，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状况是否具备与李大钊商讨建党的条件。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争鸣的主要线索。
（一）高一涵回忆的“孤证”之惑
学界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最基础的争鸣，聚焦于史料可靠性层面，核心是支撑该命题的核心史料——高一涵的回忆，是否属于“孤证”，以及回忆文本本身是否可信。
为此，萧超然在199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分析了“南陈北李”当时的思想与活动，认为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应是真实可信的”。文中还援引了朱乔森教授著《李大钊传》中的一段史料。这段史料是朱乔森在1960年三次访问朱务善的记录。朱务善说：“一九二〇年一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路上，大钊同志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李大钊送行陈独秀出京，途中两人面议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件事，在当时李大钊的同事和学生中，还不止一个人知道”，可与高一涵回忆相互印证，从而为 “相约建党”提供多重旁证，证实“‘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其历史依据”。但史料链条随即出现关键缺口，《李大钊传》作者朱乔森在电话中回答萧超然时说，1960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文革”中“因为李大钊同志被打成‘叛徒’，写《李大钊传》被诬蔑是在为叛徒翻案，因此凡是与《李大钊传》有关的材料（当时称作黑材料）都烧了”。原始史料灭失，使朱务善的回忆沦为转述性二手材料，未能形成闭环证据链。因此，高一涵记述仍处于孤立支撑状态，难以构成定谳之据。
2001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及相关文章中，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作出全面检视，对“孤证”问题进行了整体说明，将争论推向高潮。首先，石川祯浩认为，“中共创建史上的‘定论’有不少起源于回忆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定论’……都无例外地发源于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录”，因此“相约建党”不能视为来自原始档案的历史结论。其次，石川祯浩经严格考订发现，“从1919年底到1920年年初的这一段期间，高一涵实际上并不在北京，而远在日本东京，无法现场参与这一过程”，其记述只能是事后听闻。因此，他指出“中共的发起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者独立自主进行的’，这样的主张显然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此外，石川祯浩还认为，中共的成立与共产国际直接相关，“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共产党，至少，当时的所谓‘共产党’的成立，首先要视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否作为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支部）而定”，脱离这一历史结构而强调“自主相约建党”难以成立。石川祯浩的批判直指史料可信度、叙事生成机制、历史解释框架三个层面，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石川祯浩的观点引入后，国内学界迅速形成肯定、质疑、折中批评三派分野局面，讨论更趋细密。同年，萧超然在《百年潮》发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了“补充陈述和分析”，对学术界质疑的一些问题予以了针对性回应，一是从陈、李当时处境与行动逻辑，论证护送离京并密商建党的行为合理性；二是从高一涵与陈、李的深度交谊以及1927年追悼大会的公开场合与严肃语境，说明高氏的回忆并非凭空虚构；三是对石川祯浩提出的关键疑点进行了“研讨性的回答”，力图维护“相约建党”叙事的历史合理性。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止戈（吴祥荣），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存有疑问，认为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学术观点“是有见地的”。湖北大学教授田子渝总体上赞同萧超然的基本判断，但也直言其“论据不太过硬”，并进一步指出，“南陈北李”的历史地位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两个不同命题，萧文用力点多在论证前者，而对后者未能提供新的证据，“因而无功而返”。
（二）陈独秀思想状况的“阶段”之争
与史料问题并行的另一核心分歧在于，1920年初的陈独秀是否已具备与李大钊“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这是关系“相约建党”能否成立的重要前置条件。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教授认为：“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虽有变化，也还没有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所以李大钊是否可能同他一起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也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这一质疑触及了问题“内证”层面的核心，如果陈独秀当时尚未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的基础何在？毕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以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相约”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逻辑上确实存在张力。尽管萧文对沙健孙提出的关键判断有所回应，但主要聚焦于陈、李同期思想与活动的整体脉络，强调二人作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领袖在改造中国道路上已形成高度共识，而未以更精确的文献编年深化论证，致使“1920 年初陈独秀尚不具备建党思想前提”的观点表现出更大说服优势。
2020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教授杨琥的鸿篇巨制《李大钊年谱》（上、下册），他在该著中同意沙健孙的观点，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此时的陈独秀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在离京途中与李大钊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与其思想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杨琥的学术观点值得尊重。这部大作在全国学术界影响巨大，令人深受启发，尤其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治学，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令人感动。《李大钊年谱》出版后，似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不能成立已成定论。
从史学规范看，孤证不立、无证不信是一条基本底线，但也应该看到，早期党史多依赖口述与回忆，部分关键情节因秘密活动而无直接档案留存。因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未被证实的同时，亦未被绝对证伪，仍处于开放的学术讨论空间之中，恰如沙健孙所指出，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三、新见：史料互证与思想实践再考下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学界以往围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讨论，多聚焦于高一涵回忆是否可靠、是否孤证等史料学层面的辨析，在推动史料发掘的同时，也使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举证与反证的循环。事实上，评判这一命题的可信度，既需对已有回忆史料进行整合互证，更需将其置于陈独秀、李大钊思想演进与建党实践的整体脉络中加以审视。从史料层面看，高一涵、朱务善、彭述之三份回忆虽来源各异，却在核心情节上相互吻合，形成了可资采信的证据链；从思想与实践层面看，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之前，已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形成了系统的建党主张，并着手开展组织筹备与工人运动，而陈独秀虽尚未完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却已处于从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的关键节点，其在武汉期间的革命宣传与工人调查，亦表明建党意愿已付诸行动。将史料互证与思想实践考察相贯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可信度便得以显现。
（一）证据链重构：高一涵、朱务善、彭述之回忆的互证与支撑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距今已100多年，在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只能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绝对不可能留下任何在今天看来被称作“一手资料”的文字记录。评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史料是否充分，必须回归1920年初的特殊历史语境。换言之，中共创建时期的秘密活动性质，决定了相关核心史料的必然稀缺，而亲历者与知情人的事后追忆便成为回溯历史真相的重要依托。将视野放宽至同时代人的多重记述，可以发现，与陈独秀、李大钊关系密切者留下的回忆并非仅高一涵一人，朱务善、彭述之同样有过追述和回忆，将三份回忆置于同一链条中综合考量，其所呈现的并非孤立的单一证言，而是多重来源、相互支撑的集体记忆。
其一，高一涵回忆的核心事实基本可信。高一涵与陈、李交谊深厚、信息相通，其1927年追悼演讲与1963年晚年回忆，虽表述详略不同，但关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化装离京脱险”这一核心情节完全一致，足以确证。至于1963年的回忆再未提陈独秀、李大钊在“化装同行”途中曾“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非否定此事，而是追忆侧重点不同。对此，萧超然指出“1927年的追悼会场合需要彰显李大钊的革命功绩，而1963年的回忆则可能因政治环境变化而有所取舍” ，其对回忆语境与表述差异的辨析，合乎历史记忆生成逻辑，是成立的。更重要的是，即便高一涵当时不在现场，他作为李大钊的挚友，完全可能在事后直接从李大钊处听闻此事，其回忆仍具有较高的信息价值。
其二，朱务善回忆形成关键旁证。朱务善作为当时北大的学生、李大钊的同事与学生，与李大钊关系密切，其回忆具有独立来源的价值。如前所述，朱务善的回忆明确指出，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途中，“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此事在李大钊同事与学生中并非一人知晓，说明“途中密议”当时在小范围圈内已有所传，并非孤说。李大钊为人坦诚，很可能在事后向亲近的同事与学生提及此事，朱务善即是知情者之一。这一回忆符合历史认知逻辑，且与高一涵记述相互印证，使“相约建党”从单一回忆变为多人可证的集体记忆。
其三，彭述之回忆提供补充印证。彭述之亲闻李大钊讲述与俄共代表哈哈诺夫金会面经过，其回忆应予以高度重视。据彭述之回忆，1919年末，有一个名叫哈哈诺夫金（HOHONOVKY）的俄国共产党员经北大俄文系教授柏烈伟介绍到北京大学访问李大钊。哈哈诺夫金自称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希望和李大钊商讨在中国进行组织共产党的活动。两人会面后，李大钊“即表同意”，但同时也表示，“此事关系异常重大，我一个人不能做主，必须和陈独秀商议，征求他的意见，只有陈独秀起而发起组织共产党，事情才能够顺利进行。我准备立刻写信给他，得到他的回信后，再同你商谈”。不久，李大钊收到陈独秀的回信，“表示赞成组织共产党”。“李即以此转告哈哈诺夫金。于是，他带着陈独秀和李大钊同意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消息回到莫斯科去了”。彭述之又回忆说：“陈独秀对于社会主义的立场的确定及其在上海的活动情形，李大钊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他告诉哈哈诺夫金，要组织共产党，只有陈独秀起来发动，事情才能够顺利进行……共产国际东方部得到哈哈诺夫金的报告后，于1920年春派遣格利哥理· 维金斯基前来中国。”这一情节至关重要，若无此前“南陈北李”已就建党达成默契与共识，李大钊不可能对俄代表作出如此明确答复，更不可能迅速完成南北沟通与共识确认。彭述之的回忆恰恰从国际联络与决策程序层面，佐证了在共产国际正式介入之前，“南陈北李”之间已形成建党共识并付诸行动。
高一涵、朱务善、彭述之三人的回忆，虽来源不同、侧重点各异，但在核心情节上相互吻合、彼此印证，在时间和事件逻辑上形成了有效的互证，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证据链。特别是在秘密建党的特殊条件下，三重互证已具备较高的可信度，达到了史学可以采信的标准。
（二）思想与实践的再考察：陈李二人相约建党的思想前提与行动准备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并非凭空而生，实乃二人思想发展与行动积累到一定阶段的自觉选择。深入把握其历史逻辑性，还需跳出单纯考证高一涵回忆的“孤证”争议，回到陈独秀、李大钊自身的思想演进与实践轨迹之中，重点观察在护送陈独秀脱险之前，二人是否有在中国商讨建党的思想与活动。如果二人在此之前，已经具备了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并开始了相关实践，那么二人在途中商讨建党之事，便是顺理成章、合乎历史逻辑的。
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热情讴歌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第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深刻批判旧式政党过程中，李大钊明确提出要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团体”，并从实践层面秘密开展了组织筹备，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是当时中国北方全面开展建党筹备实践的核心发起人。
1918年，李大钊就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率先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旗帜，明确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的根本变动，“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自此，李大钊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为早期的建党实践作了至关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此过程中，李大钊对中国既有的政党政治进行了彻底反思与尖锐批判。他指出，民国以来的各类政党，“或为一阶级之利益计，或为少数人之权利谋”，大都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与民众利益、社会改造毫无关系。他进而主张，中国需要一种全新性质的革命政党。这一政党不是“政客的政党”，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而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代表工农无产者利益、以社会根本改造为目标、组织严密强固的社会主义团体。他强调新型政党必须“为民众奋斗”“为社会幸福”，初步阐述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与立场。
在实践层面，李大钊以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身份为掩护，在北京大学内部秘密酝酿建党骨干团体。他通过聚集邓中夏、高君宇、朱务善、罗章龙、何孟雄等一批进步青年，设立“亢慕义斋”图书室，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展定期研讨与公开演讲，培养北方建党核心骨干，搭建起北方建党的组织雏形，成为北方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谋划建党的核心阵地。其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率先开设“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专业课程，将马克思主义正式引入大学课堂，持续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力，吸纳更多进步青年加入建党筹备队伍。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与劳工运动合为一体”。因此，他极为重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1919 年开始，李大钊便领导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工厂、农村宣传革命思想，亲自前往唐山煤矿调查工人状况，写下《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等论著，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1920年1月，李大钊组织北大学生深入人力车工人居住区开展社会调查，对呈现工人悲惨境遇、唤醒青年与民众的阶级意识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20年初，李大钊已经把“建党”和“联系工农”“发动劳工”紧密结合，使建党从单纯的知识分子结社，升华为阶级基础明确、群众路线清晰的无产阶级政党筹备。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陈独秀的思想状况，需要动态、辩证地理解。沙健孙提出“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虽有变化，也还没有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所以李大钊是否可能同他一起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也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以及杨琥认为“此时的陈独秀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在离京途中与李大钊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与其思想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观点值得商榷。
正如两位专家指出的，陈独秀彼时的确还没有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但是，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急剧转变则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人，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8年12月，他和李大钊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并于五四前夕在该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论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认为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这表明陈独秀的思想开始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藩篱，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明确指出：“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加入”，“和过去及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这不仅进一步表明陈独秀的思想继续朝着马克思主义发展，而且还说明他蕴含有创立维护多数人利益、追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的意愿。纵观这时的陈独秀，尽管他的思想中还存在无政府共产主义等思想杂质，但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其思想的主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这时已把关注的目光由青年学生转向了工农大众。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中明确指出：“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这些人“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他号召青年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并帮助他们“联合起来”。此外，陈独秀于1920年2月4—7日在武汉有过公开活动，从相关史料披露情况来看，陈独秀此行有明显探索建党的意图，但国内已出版的学术专著仅把陈独秀的这次武汉之行当作一次一般的学术活动，因而有必要重新评介陈独秀的此次活动。
1920年2月，陈独秀应文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校长邀请来到武汉，出席文华大学毕业生典礼并作演讲。陈独秀于2月2日从上海乘大通轮来汉，4日下午抵达汉口，由文华大学学生会干事长余上沅等人过江迎接。5日下午，陈独秀在文华大学作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说，宣传了《共产党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废除继承权”的思想，其要点是：（1）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2）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努力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3）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此改造社会的三种方法也。陈独秀的演讲“卓识党论，倾动人群”，演讲完毕，“全体鼓掌奏乐”。 6日上午，陈独秀在文华大学校长的陪同下，出席文华大学毕业典礼大会并发表《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的演讲。陈独秀在演讲中特别强调要对学生加强“情感教育”，指出：“学校教育多属于知识的教育，而情感之教育则不多，故求知识充满之致用，非情感教育之发达。”陈独秀说：“西国之强健不仅系知识教育之发达，仰情感教育有以并进之耳。”演讲毕，全场“掌声雷动”。 7日上午9时，陈独秀应邀到武昌高师(现武汉大学前身)演讲《新教育的精神》，强调教育“要趋重社会”，“要注重启发的教育”，“要讲究实际应用”。下午2时，他又应堤口下段保安全邀请前往演说，对武汉市民提了两个希望：（1）能为外交后盾；（2）能谋工商各业发达。
陈独秀在文华大学、武昌高师的“言论风采，颇为学生所欢迎”，但湖北官厅“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离武汉。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当晚7点钟即往大智门乘车北上矣”。湖北官厅之所以对陈独秀演讲“大为惊骇”，是因他5日下午在文华大学的演讲，极力主张废除私有制的革命。他在解释劳动的信仰时说：“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理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但是，时机未到，革命的方法与信仰不成熟，是不能胡乱暴动的。”陈独秀以辛亥革命为例，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就是无革命的方法与革命的信仰，勉强挂了个共和国的招牌，较之前清君主时代还不如”。他特别强调：“这一次的恶魔(指北洋军阀政府——笔者)必比前更加剧，总希望有社会改造决心的人，要竭力互助，要以身作则，那就在预备方法与信仰了。”正因为媒体报道了陈独秀在汉的革命活动，李大钊担心陈到北京后被北洋军阀当局逮捕，才亲自去迎接他，未在北京停留，乘骡车赴天津，由天津返沪。
陈独秀在文华大学不仅宣传了革命理论，还结识了专诚负责其饮食起居的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其间，陈独秀从郑凯卿处了解了武汉工人的情况，并通过他与武汉纱厂工人有了初步接触。为更详细地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陈独秀亲自制定了武汉工人阶级调查提纲，并在离汉前交给郑凯卿，请他帮助调查填写。郑凯卿根据陈独秀的要求，组织文华大学学生，对武昌织布局、纺纱局、铜币局、银币局、麻布局的工人状况进行了调查，写出了《武昌五局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后被陈独秀发表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一号上。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共早期党组织后，派刘伯垂回汉，委托他联合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直接点名，要刘伯垂“特别关照郑凯卿”，使郑凯卿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这一事实链条清晰表明，陈独秀的武汉之行，不是普通的讲学，而是深入传播革命思想并将建党意愿付诸实践。
由上观之，思想演进与实践积累的交互作用，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提供了历史逻辑支撑。至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之际，二人各自的思想发展与行动准备已臻于成熟，李大钊率先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变，形成系统的建党主张，并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从骨干聚集、经典译介到劳工调查，全面启动北方建党的组织筹备；陈独秀虽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上稍晚，但其思想光谱已处于从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的临界点，特别是他在武汉之行中接触工人、布置调查的实践活动，均表明其建党意愿已从观念层面向行动层面延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共识与实践基础，二人在骡车途中密商建党大计、相约南北分头筹备，便成为顺理成章的历史选择，“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叙事也是可信的。
四、结语
围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学术争鸣，表面上是具体史实的考证问题，深层则涉及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方法论取向与解释框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否构成“孤证”，是争鸣的焦点之一。中共创建时期，由于处于秘密状态，当事者鲜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载，这是党史早期研究面临的共性困难。由于史料本身的限制，很多历史细节已难以完全复原，但历史研究不应因细节的模糊而否定整体事实的存在。特别是对于中共创建史这类特殊领域的研究，需要在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寻求“多重证据法”的路径突破。
与史料考证相关联的是对陈独秀思想状况的评判。从思想史的进程来看，陈独秀此时正处于从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急速转变之中，其思想呈现“过渡型”特征——既有对旧式政党的彻底失望，又有对新型政党的朦胧期待；既有对十月革命的认同，又有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初步接受；既有对工农大众的关注，又有对改造社会方法的探索。正是在这种思想转变的临界点上，他与李大钊的“相约”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蕴，它不是两个成熟马克思主义者的商议，而是两个觉醒中的先驱者对未来道路的共同探索。将具备建党发起者资格窄化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符合思想发展的辩证规律，也可能遮蔽历史进程中的复杂面相。李大钊的情况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在护送陈独秀离京之前，李大钊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新政党观和明确的建党思路，提出了建立“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的构想，而且已经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二人思想发展与实践探索在历史关口的必然交汇。
对“相约建党”的再认识，还关涉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关系的重新理解。石川祯浩提出“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共产党”的论断，将中共创建主要归因于外部力量。彭述之回忆及相关史实则表明，早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李大钊与陈独秀已经通过书信往来，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形成了基本共识，并以此为基础与共产国际代表进行接洽。这客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首先是“南陈北李”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自主探索的结果，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在这一自主意愿与行动基础上发挥作用的，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将中共创建简单归因于外部推动，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低估了先驱领袖的主体性与创造力。正确认识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需要在世界革命视野与中国自身逻辑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争，对于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方法论具有启示意义。对于原始档案相对匮乏的研究领域，将史料互证与思想史考察相结合，将外在行为逻辑与内在思想逻辑相贯通，或许是值得探索的研究路径。史料互证可以解决“有无”问题，思想史考察则可以解决“可能”问题——当外在行为有史料支撑、内在思想有逻辑依据时，历史的可信度便得以确立。历史研究既要“证其有”，也要“想其可”，在史料与逻辑、事实与情理的边界，往往更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李良明，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立，中共湖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