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以下简称台共）在上海正式成立，标志着台湾反日殖民斗争进入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阶段。然而，在台共建党期间，日警破坏台湾青年上海读书会的事件爆发，台共骨干被捕、文件泄露，新生的党组织遭受重大打击。目前学界对该事件的研究多散见于台共历史或人物传记中，如《台湾共产党抗日史实》《翁泽生传》等仅作一般性史实描述，因一手史料匮乏，未能深入分析事件的历史背景、具体过程及其对台共发展的深远影响。本文拟综合运用“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档案及相关当事人回忆录等资料，系统梳理上海读书会事件的来龙去脉，揭示其在台共早期发展史上的关键地位。
一、台湾青年上海读书会的形成
台湾青年上海读书会的形成，是台籍进步青年反抗日本殖民压迫与阶级觉醒共同驱动下的产物。它既是台湾先进青年寻求民族解放的重要组织形式，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台籍青年中传播的重要载体，更为台共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储备。
（一）台湾青年赴沪求学与反日运动的兴起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为了更好地奴役台湾同胞，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实施殖民教育政策，限制台籍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据统计，1922年台湾公立学校中，台籍学生升学率仅为日籍学生的1/3，高等教育机构更是几乎不对台籍学生开放。因此，大量台湾青年被迫跨海赴祖国大陆求学。上海因高校集中、思想多元，成为台籍学生的主要聚集地。至1925年，仅上海大学、大夏大学、南洋医科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已达200余人。
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台籍学生的反日民族意识更加强烈，积极开展有组织的反日爱国活动。1923年10月，蔡惠如、许乃昌、彭华英团结在上海的台籍学生十多人在南方大学成立“上海台湾青年会”，其宗旨是追求台湾的“民族自决”，以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为目的。1924年5月9日，该会干部与朝鲜革命团体共同参加中国对日外交大会主办的“五九国耻纪念日”大会，散发反日传单，明确提出“两岸同胞联合抗日”的主张。传单写道：“我台湾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强夺，360万的同胞正受着非人道的劫掠与压迫。但现在台湾人已经觉醒了。要与各位握手、团结、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同年6月17日，“上海台湾青年会”40名会员在务本英文专科学校召开“反对台湾始政纪念日”的集会，痛斥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叙述台湾同胞被压迫的痛苦，并散发题为《勿忘台湾》的宣传单，详细列举了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推行的“同化政策”“差别教育”“经济掠夺”三大罪状，呼吁“全中国同胞认清台湾问题乃中国问题之一环，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活动标志着上海台籍学生的反日运动从自发走向有组织的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台籍青年的思想转向
1924年后，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上海台籍学生群体内部出现思想分化。部分成员逐渐认识到：“民族（自决）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问题之一部分，民族（自决）问题的解决只有与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12月，蔡孝乾、彭华英等在大夏大学成立“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取代“上海台湾青年会”，成为左翼学生运动的核心。该联合会以“反帝反殖、阶级解放”为纲领，吸引了上海大学、南洋医科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加入，会员人数达100余人。
上海大学作为中共主导的红色学府，对台籍青年的思想转变起到关键作用。当时有一批台湾先进青年如许乃昌、蔡孝乾、翁泽生、谢雪红、林木顺、洪朝宗、庄泗川、陈其昌、林仲梓、林仲枫、陈水等人在上海大学求学。该校总务长邓中夏、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及教员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李汉俊、任弼时等中共早期领导人，通过“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私有财产及家族起源”“社会运动史”“通俗资本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学史”等课程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台籍学生翁泽生、谢雪红、林木顺等人在此接受革命教育，并参与五卅运动。1925年，翁泽生、谢雪红、林木顺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台籍中共党员的代表。
（三）台共建党的筹备与读书会的成立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选派谢雪红、林木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计划为在台建立党组织培养干部。但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其建党工作应由日共中央负责。1927年9月，即将毕业的谢雪红、林木顺在莫斯科与日共领袖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等人接洽，明确台共建党任务。次月，共产国际向林木顺、谢雪红正式下达了筹建台共的指示。同年11月，两人返回上海，与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合作推进建党筹备工作。
为培养台共建党骨干，在上海台籍学生中具有很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翁泽生于1927年11月底在上海闸北天庵源源里组建“台湾青年读书会”，成员包括张茂良、刘守鸿、杨金泉等“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当中的先进分子。读书会表面上从事中文学习和社会科学研究，实则引导成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革命实践，为台共的成立准备人才。1928年1月，该会发行机关报《屋内刊》，向在上海的台籍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安全起见，1928年3月，该会又把办事处迁移至法租界拉斐德路东升里389号，在租界外闸北青云路天授里20号设立联络处，并在闸北宝山路协兴里107号秘密集会。与此同时，读书会还与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加各种纪念会和反日集会活动。
此后，台共的建党工作有序推进。1928年4月13日，台共筹建预备会议“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大会”在上海召开，11名参会者中，读书会成员占5名（翁泽生、谢玉叶、张茂良、刘守鸿、杨金泉）。4月15日，台共一大召开时，8名台籍代表中，就包括读书会领导者翁泽生、谢玉叶及代表张茂良3人，并直接参与建党纲领、宣言的起草工作。换言之，读书会成员占台籍成员总数的3/8，显示了读书会在台共建党中的重要地位。大会通过《政治纲领》，明确提出近期目标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封建残余势力，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成功”，长远奋斗目标则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此时读书会作为台共在上海的重要据点，既是干部培养基地，也是革命活动的指挥中心，其命运与台共的发展紧密相连。
二、上海读书会遭受日方严重破坏
1927年底至1928年初，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开展的一系列反日活动，引发日方对其残酷镇压。三次大规模抓捕行动不仅导致多名台共骨干被捕，更意外泄露了台共建党的核心机密，对新生的台共造成沉重打击。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反映了早期台共领导人缺乏秘密工作经验。
（一）反日活动引发日警监视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苏俄与东方被压迫民族结盟的战略构想，共产国际遂将活动范围扩展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于1920—1922年间制定东方革命战略，倡议东方革命力量协同作战，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为强化对远东地区革命运动的直接指导，1926年3月，共产国际在上海设立远东局，其核心职能在于统筹协调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共产党组织，整合革命力量，共同开展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斗争，这标志着共产国际东方战略进入区域化协同实施阶段。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东亚地区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台籍青年积极投身其中。1927年底，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为声援朝鲜共产党干部被捕事件，以“全台湾总督独裁政治打倒大会”名义散发《对朝鲜共产党事件与朝鲜同胞诸君书》传单，内容包括“台湾与朝鲜人民联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等口号。该传单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截获，日警随即对读书会展开秘密调查。
1928年3月1日，读书会成员张茂良代表台湾学生出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举办的“三一”运动纪念仪式，发表题为《纪念朝鲜“三一”革命运动》的演讲。他强调：“朝鲜独立运动倘要成功，只有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作先锋，率领一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并紧紧地和世界上所有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众携手合作，才能达成。而且，它的运动绝对必须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有组织、有规律地展开才可以。”为此，他呼吁革命大众应该互相坚定团结，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进一步引起驻沪日警的高度警觉。
1928年3月8日，为纪念国际妇女节，读书会成员陈美玉以“台湾妇女解放同盟旅华支部”名义印发《妇女团体纪念日宣言》，寄给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和朝鲜革命团体。该宣言书称：“这一天，是我们全世界被压迫妇女，共同团结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向压迫阶级宣战的一个日子”，为此，她呼吁：“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们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拥护中国革命！拥护苏维埃联邦！台湾民族革命成功万岁！”这份宣言书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视为“共产主义在台籍妇女中渗透的铁证”，促使其下定决心镇压读书会。
（二）三次抓捕与台共文件的泄露
日方从截获的《对朝鲜共产党事件与朝鲜同胞诸君书》传单中获知，在上海的台湾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组织，进而通过其严密的情报网络得知读书会的存在，并且确定了相关积极分子，从而予以跟踪和监控。1928年3月1日，读书会成员在参加朝鲜“三一”运动纪念日发表关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演讲时，其活动便已被日警的密探现场记录。日方在充分掌握读书会进行反日革命活动的信息后，认为读书会领导的革命力量正在发展壮大，判断如果放任不管，会严重威胁到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秩序。因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决定对读书会成员实行抓捕行动。抓捕行动前后历时三次，共逮捕9人，并由此发现台共的存在。
1928年3月12日，日方对读书会成员实施首次抓捕行动。因目标区域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外的闸北地区，日方与上海市公安局达成协议，由第五区警察署派员配合执行。当日上午，联合行动组首先突袭读书会成员住所及秘密集会据点宝山路协兴里107号，当场抓获核心成员江水得，其他成员如杨金泉、刘守鸿、林松水因外出活动得以幸运逃脱。在查获读书会内部文件后，行动组随即转战青云路天授里20号联络处，成功捕获陈美玉、黄和气两人。3月31日，日警追踪至公共租界婴童花园，将正在散步的读书会成员陈粗皮逮捕。尽管连续两次行动捕获多名成员，但因核心文件未被起获，读书会与台共筹建工作未受实质性影响。日方根据审讯供词及已查获文件推断，读书会在法租界仍设有秘密据点。4月25日清晨，日方在法租界工董局授权下，联合总捕房实施突袭行动，目标直指拉斐德路东升里389号读书会办事处及谢雪红住所。此次行动共抓获张茂良、林松水、杨金泉、刘守鸿及谢雪红等5人，唯林木顺在缉捕过程中自屋顶破窗逃脱。然而，日方意外缴获台共建党筹备阶段的全套秘密文件，其中包括建党大会议事录、大会宣言、政治纲领、组织纲领及各部门运动纲领等重要文件，从而掌握了台共秘密建党的信息。
日警将谢雪红等5人分押于5辆警车，解送至法国领事馆。依据上海租界管理条例，凡在租界区域执行逮捕，须向驻在国领事馆履行相关手续。谢雪红等人遂被临时羁押于领事馆内设的铁栅栏囚室。其间，她利用越南籍看守人员语言不通的条件，与被捕者统一口径，而这串供行为并未受到干预。谢雪红回忆道：
我心想从敌人当时说要捉谢女士这件事看来，敌人进行这回逮捕之前是没有作过充分准备的、是仓促的，不然对谢女士这个名字就会发生怀疑。谢女士与读书会的记录有关，在记录上谢女士是指谢玉鹃。由此判断，整个逮捕行动同读书会遭破坏是相关联的，也从而推断敌人来围捕我们之前，可能还不知道有关台湾共产党的存在。
谢雪红敏锐判断此次逮捕事件与读书会活动存在直接关联。为最大限度减少台共的损失，她迅速制定应对方案：指示同志们将被搜出文件的责任完全推给已成功逃脱的林木顺，采取统一口径应对日方审讯。具体应对策略包括四点：其一，被捕人员一致供述因读书会事件导致闸北青云路天授里20号住所遭查抄，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于法国公园偶遇谢雪红，进而获得临时借居许可；其二，坚决否认与台共组织存在任何关联；其三，对台共文件一事表示全然不知情，并统一供述文件持有者（林木顺）的外貌特征；其四，若日方发现文件中存在张茂良笔迹，张茂良就声称系受台湾人雇佣抄写，对文件内容及台共组织均不知情。在从总捕房转移至日总领事馆的途中，被捕人员已通过默契配合完成口供串谋，形成“集体否认与台共存在关联”的统一口径。该策略实施后，日方针对读书会与台共组织的侦查工作便无力推进。
（三）上海读书会事件结局
日警的三次抓捕行动，最终导致9名台籍青年被捕，其中4人在台共成立前、5人在台共成立后。日方对被捕人员的处置办法因台共成立前后的时间节点及证据充分程度而有所不同。
对于1928年3月12日和3月31日被捕的江水得、陈美玉、黄和气、陈粗皮4人，日方虽指控其“违反《治安维持法》”，但因当时台共尚未成立，缺乏直接参与“共产主义组织活动”的证据，最终对陈美玉采取“驱逐出境”措施（1928年4月遣返台湾后释放），对江水得、黄和气、陈粗皮3人则押解回台继续调查。1929年5月，台湾“地方法院”以“参与反日读书会活动”为由，判处江水得有期徒刑1年6个月、陈粗皮有期徒刑1年，均缓刑4年；黄和气因“情节轻微”无罪释放。
而对于1928年4月25日被捕的张茂良、林松水、杨金泉、刘守鸿、谢雪红5人，日方因查获台共建党文件，怀疑其中有人为台共党员，遂由台湾“地方法院”检察官签发逮捕令，将5人押送回台审讯。在台湾长达一年的审讯中，谢雪红等人根据事先的统一口径：否认知晓台共存在，声称查获的文件为“林木顺寄存之物”，张茂良则辩解文件笔迹“系受人雇佣抄写”。由于林木顺、翁泽生等核心人物未被捕，日方未能获取直接证据，最终于1929年5月判决：谢雪红因“无台共党员证据”无罪释放；张茂良、杨金泉、林松水、刘守鸿以“组织读书会传播共产主义”为由，分别判处2年6个月（二审改2年）、3年（二审改2年）、2年、2年有期徒刑，林松水、刘守鸿缓刑4年。上海读书会事件遂以此次判决告一段落。
三、上海读书会事件对台共的影响
上海读书会事件作为台共成立初期遭遇的重大挫折，对其后续发展产生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影响。它直接导致台共骨干力量损失惨重，组织架构濒临瓦解，革命工作陷入停滞。同时，日本殖民当局借此强化对台共的监控与镇压，切断台共与日共的联系，迫使台共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中艰难生存发展。面对严峻形势，谢雪红等台共领导人对革命策略作出重大调整，由“左”倾盲动转向积极稳妥的合法斗争。此外，该事件引发台共干部蔡孝乾与谢雪红之间的矛盾，给后续台湾革命事业埋下隐患。
（一）不仅损失了部分台共骨干，而且使台共革命工作一度陷入停顿
1928年出席台共一大的台籍代表共8人，他们是林木顺、谢雪红、林日高（代表在台的蔡孝乾、庄春火、洪朝宗、李晓芳、庄泗川等人，他们均是中共党员）、陈来旺（代表在日本的日共党员林添进、林兑）、翁泽生、谢玉叶、潘钦信、张茂良（代表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的刘守鸿、杨金泉、林松水）。这8名代表，代表台湾地区的18名党员。台共一大选举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庄春火、洪朝宗为中央委员，翁泽生、谢雪红为候补中央委员。
上述18名台共党员，除谢雪红、翁泽生、陈来旺、林添进、林兑等5名党员计划在岛外从事革命活动之外，其余的13名台共党员均安排在台从事革命活动，他们各自的职责是：林木顺领导全省革命活动；林日高、杨金泉负责台北地区革命活动；庄春火负责矿山、铁路的工人运动；洪朝宗负责农民运动；谢玉叶负责新竹地区革命活动；蔡孝乾、张茂良负责台中地区革命活动；李晓芳、庄泗川负责台南地区革命活动；潘钦信、刘守鸿负责高雄地区革命活动。
台共在成立仅10天之际即遭遇严重挫折，直接破坏了台共一大确定的组织架构与工作部署：原定赴日本东京联络日共中央的谢雪红被日警遣返台湾；负责岛内革命领导工作的林木顺因身份暴露被迫滞留大陆，终其一生未能返回。面对日警扩大镇压行动的严峻形势，台共中央委员林日高、庄春火、蔡孝乾、洪朝宗于5月19日秘密会商，决议暂停一切党组织活动，采取“观望待机、危险自避”的应急策略。5月底，上述成员再次于淡水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高度关注日警动向，一旦遭遇紧急情况，可向祖国大陆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等待革命时机。该事件直接导致台共在初创阶段即陷入组织涣散与活动停滞的困境。
1928年6月2日，谢雪红保释返回台中后，与林日高秘密会晤，决议重建台共中央，并严格依照建党大会制定的方针推进工作。6月10日，台共一届二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台北召开，中央委员林日高、蔡孝乾、庄春火、洪朝宗4人出席会议。鉴于谢雪红刚被释放，行动易遭日方监控，故未安排其参会。会议期间，林日高转达了谢雪红关于坚持执行第一次中委会决议的建议，同时因林木顺无法返台履职，经集体讨论一致通过递补谢雪红为正式中央委员，并选举林日高担任台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同年8月，因局势日趋紧张，潘钦信、谢玉叶（已返台）与蔡孝乾、洪朝宗（岛内潜伏）4人在未获组织批准的情况下，为规避被捕风险，从台湾北部后龙港秘密搭乘民船逃往厦门。林日高由于不认识李晓芳和庄泗川，便委托蔡孝乾向他们传达台共建党和工作安排的消息。然而，蔡孝乾未将消息及时传达，导致李晓芳、庄泗川二人与台共中央长期失联。
由上可知，台共一大原计划安排13名台共骨干在台从事革命活动，因受上海读书会事件的影响，有4人（张茂良、刘守鸿、林松水和杨金泉）被捕入狱，有1人（林木顺）因身份暴露而无法回台，有4人（蔡孝乾、洪朝宗、潘钦信和谢玉叶）转移至福建，有2人（李晓芳和庄泗川）失联，还有2人（林日高和庄春火）观望，这就使得台共革命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直到1928年10月，谢雪红重整台共队伍，台共革命局面才开始步入正轨。
（二）日警控制的强化，使得台共很难获得日共中央的有效指导
上海读书会事件后，日本政府意识到“共产主义思想通过日本和中国大陆向台湾渗透”的威胁，随即强化对岛内外左翼运动的监控。1928年6月，日本政府修改《治安维持法》，新增“颠覆国体罪”死刑条款，并将该法全面施行于台湾。同年7月，台湾总督府设立“高等警察制度”，在台北、台中、台南三地设立高等警察课，专门负责“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并在台湾与大陆、日本的来往船只上派驻警员，严查“可疑分子”，借以“防止日本与台湾的思想联系”“监视中国与台湾的思想联系”。
日警强化监控体系后，台共与日共的组织联络首当其冲。尽管台共作为日共下属支部在组织上应接受日共中央领导，但日警的严密监控使这一领导关系难以有效运作。1928年10月，日共中央总书记渡边政之辅携带活动经费和指令秘密抵达基隆港时，因行李箱姓名与船票信息不符引发日警盘查，在前往水上警察署接受调查过程中，为避免组织秘密泄露，在试图突围时射杀一名日警后自尽，使台共错失关键指导契机。1929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对日共实施全国性镇压行动（史称“四·一六”事件），以锅山贞亲、市川正一、高桥贞树为代表的日共中央委员几乎全员被捕，牵连日共党员及支持者达千余人，日共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日警在搜查中发现的日共党员名单包含3名台共党员信息，随即对“东京台湾学术研究会”展开专项搜查，逮捕43名会员，确认陈来旺、林添进、林兑3人为台共东京特别支部成员，导致成立仅6个月的该支部被彻底摧毁。同年6月16日，日共驻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佐野学在上海被捕，至此所有熟悉台共情况的日共干部均已入狱，台共与日共的组织联系完全断绝。在与日共联络渠道彻底中断的情况下，台共被迫调整组织策略，转而向共产国际东方局及中国共产党寻求必要的指导与支持。
（三）促使台共调整革命策略
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时期，通过《治安警察法》构建起严密的监控体系，对台湾人民实施高压统治。殖民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系统性侦察、搜捕抗日团体与进步人士，对工人运动、农民组织及社会主义政治结社采取“萌芽即镇压”的政策。这种白色恐怖环境使台共在岛内的革命活动面临严峻挑战，任何激进行动都可能招致殖民当局的残酷报复，导致组织力量遭受毁灭性损失。
1928年6月谢雪红保释后，旋即着手重整台共组织。同年10月，在其主导下，台共中央开始全面推进岛内革命工作。鉴于此前“左”倾盲动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日方严密监控的特殊环境，谢雪红主导台共确立“积极稳妥的合法斗争”策略，核心方针为“隐蔽实力、组织队伍、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这一策略具有鲜明的务实性，严格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避免与殖民当局进行无胜算的正面冲突，防止组织力量过早暴露。谢雪红明确指出：“台湾正处于革命低潮，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应该巩固现有组织，然后发展，而且利用资本主义宪法进行合法斗争”。
为开展革命活动，谢雪红还提出“借壳发展”策略，即依托已有的合法社会团体（主要为农民组合与文化协会）作为掩护，构建台共的外围组织网络。通过参与农民组合的抗租减息运动、文化协会的启蒙教育活动，台共发展了组织，锻炼了革命队伍，扩大了社会影响，取得了明显成效。至1930年初，在农民组合和文化协会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建立了台共支部，成功地将农民组合、文化协会转化为台共的外围组织。
台共革命策略的转变，使其在日本严酷的殖民统治下得以保存骨干力量，为后续革命活动发展创造一定条件。
（四）引发台共内部不和，对台湾革命事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上海读书会事件直接触发了台共内部蔡孝乾与谢雪红的矛盾。1928年8月，身为台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蔡孝乾因“恐惧日警大检举”，在未向组织报告的情况下，与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秘密转移至福建厦门。同月，台共中央在台北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蔡孝乾等人擅自脱岗逃亡，严重违反党纪，开除其党籍，报日共中央批准。”有关蔡孝乾4人擅离职守的情形，台共前中央委员庄春火有如下描述：“洪朝宗在搭火车时，无意间撇见车长室桌上有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大检举’三个大字，洪朝宗潜入车长室翻看，赫然发现自己大名也在其上，除通知蔡孝乾外，又通知潘钦信、陈玉叶（应是谢玉叶之讹）。潘钦信和陈玉叶本来回来台湾要开始工作，听到洪朝宗说大检举，马上由布袋逃出去。”11月，日共中央严厉批评他们擅离职守的行为，并同意开除他们的台共党籍。由此可知，蔡孝乾未向组织报告“脱岗逃亡”，谢雪红将其开除党籍，是为了维护党的纪律。对此，蔡孝乾含恨在心，伺机报复谢雪红。双方的历史宿怨，纠缠了几十年，对台湾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
四、结论
上海读书会事件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对台共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台共建党的预备组织，读书会为台共输送了张茂良、杨金泉等骨干力量，其活动暴露直接导致台共成立初期即遭重创。该事件主要产生了四方面的影响：其一，在组织方面，台共因骨干被捕、领导人流亡陷入瘫痪，革命工作停顿近半年；其二，在外部环境方面，日本殖民当局强化监控体系，切断台共与日共的联系，迫使台共转向中共寻求支持；其三，在革命策略方面，台共由激进盲动调整为稳妥的合法斗争；其四，在内部关系方面，蔡孝乾与谢雪红的矛盾由此激化，成为长期影响台湾革命事业的隐患。上海读书会事件说明，台湾进步青年始终秉持深厚的爱国情怀，英勇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矢志不渝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统一。其斗争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抵御外侮、捍卫民族尊严的光辉一页，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篇章。
(宋帮强，历史学博士，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