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经常有人拿一些刊物上的文章来询问：这是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还是属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文章？有时候笔者感觉自己也无法判断，觉得有些文章应该是或者应该不是属于中共党史的文章。问题是，一篇文章就其学科属性而言，可以“既是又是还是”吗？这本质上是一个学科边界的问题。当学科之间的边界清晰时，就比较容易判断一篇文章的学科属性；而当学科边界模糊不清时，就不太容易准确判断其学科属性。那么，学科之间有边界吗？应该有边界吗？中共党史的学科边界在哪里？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科边界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且充满分歧。在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前，主张中共党史研究应该有明确边界的占多数。比如有学者认为，“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也有学者认为，党史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政治斗争史和政党建设史，但也不能包罗万象，而是应该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无论如何拓宽，也不能‘越位’”。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之后，主张扩展中共党史研究范围，突破原有学科边界的声音多了起来。有学者认为，一个学科在其学术发展的最初阶段或重新起步阶段，都需要先极力扩展自身的学术版图和话语疆界，党史研究“必须以跨边界的宏阔视野加以审察和定位” ，才能获得正常发展。2023 年五六月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就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多位与会学者呼吁中共党史党建学“淡化学科边界”“打破学科界限”。当然，目前也并不是只有“打破边界”一种声音，仍有学者坚持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该“有着明确的学科边界”。从双方的立场来看，主张中共党史应该有其学科边界者，主要是要维护学科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反对者则认为固守学科边界会阻碍学术创新和学科的发展。本文认为，中共党史应该有相对明确的学科边界，同时应该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

一、从“小党史”到“大党史”：中共党史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

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学界通常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党史研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化进程。在此之前，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是为了党内教育和政治宣传的需要，研究的范围十分狭窄，基本上局限在政治军事领域，甚至一度被简化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在此之后，随着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1926年，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蔡和森，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这大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以“党史”命名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蔡和森第一次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意义，即帮助党员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并明确自己的责任。他强调：“我党虽仍青年，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复杂事实，而值得我们研究了。”这份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使命、建党初期的工作及党的政治状况、党的三次代表大会及党组织发展壮大的状况等。之后，瞿秋白、李立三也都作过关于中共党史的报告。1929年冬至1930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讲授中共党史，并留下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讲授大纲。这份大纲内容涉及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党的重要会议等，“已具备一部中共党史的基本研究要素”，但重点仍然在于中共的历次重要会议与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1930年，李立三在党内作《党史报告》。这个报告基本上是根据党内斗争的线索来叙述党的历史发展，内容偏重党内路线斗争。李立三认为，“党是在斗争中产生出来”，“斗争是党的生命”。这几份中共党史报告，可代表中共党史研究起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党史”的认知。

对中共党史开展系统的研究，始于延安整风时期。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由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由王稼祥拟定的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16个研究题目，包括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历史评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个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题。这些题目分别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准备研究。这次会议，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也开启了对中共党史的系统研究。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毛泽东对研究中共党史的意义、党史研究的对象、党史研究的方法、党史的分期等作了说明。毛泽东指出，研究党的历史，“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中共党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毛泽东把这一方法具体化为“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此外，毛泽东还根据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的不同，把中共党史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三个阶段。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的“研究路线和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党史研究的范围和取向。

194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主持决议起草日常工作。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党内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毛泽东对草案也进行了多次修改。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段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成为此后中共党史著作立论的基本依据。1951年6月，由胡乔木起草，经刘少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本完整叙述中国共产党前30年历史的书，对后来的中共党史教育和中共党史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但该书也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局限性，它强化了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传统党史观。胡乔木本人后来对这本书也不满意，认为它“无论从逻辑、史实等方面都有很多错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出版，中共党史研究主要围绕着学习毛泽东著作进行。1952年，中央党校成立中共党史教研室，并制定了工作计划，提出要用一年时间对全部中共党史进行初步研究，研究的内容是《毛泽东选集》、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1961年，北京市高校协作组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介绍毛泽东著作的篇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被简化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材料、教材，都是以路线斗争为主线来撰写的。比如，由张春桥授意编写，以“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名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在首页说明中，提出写作的指导思想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毛主席的著作为基本教材。可以说，在较长的一个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党内政治、军事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研究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党内政治生活的需要和对党员、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需要，无论是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目标，都是一种“小党史”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史研究也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究和编写党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198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党史编审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由胡乔木任党史研究室主任，直接负责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和编写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把修订党史教学大纲作为一项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大纲修改的基本原则是：全面反映整个党的活动以及党所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是只写少数几个领导人的历史；同时要恰当地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形成发展的过程，反对天才论和先验论。修改后的大纲把过去的“党史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提法修改成“党史是党在加强自身建设并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以至于错误路线作斗争中逐步成长和成熟的历史”。1980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正式成立，冯文彬为主任委员，其任务是征集、整理、保存党的历史资料，为研究和编写党史服务。此后，各地各部门也纷纷成立党史资料征集机构，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规模的党史资料征集网络基本形成。同年7月18日，全国性的中共党史研究会正式成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廖盖隆在成立大会上作主题报告。他强调：“党内斗争的历史不是党史的全部，也不是党史的主体。”“党史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活动的历史，不是领导者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历史。”此后，胡绳、胡乔木在不同场合也多次强调这一观点。胡绳指出：“党史主要是讲党内的路线斗争”这种说法“不恰当”，党内的路线斗争和各种思想分歧，只是“党史要研究的一个对象、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胡乔木指出：“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党的历史是群众的历史，也是共产党员群众的历史。”“过去搞党史时对这些方面不重视，只侧重在领导同志的言行，这是不行的。”这一切为开创党史研究新局面创造了条件。中共党史研究开始从过去“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毛主席的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展。研究者不仅注重党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斗争，也注重党在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等各方面的工作；不仅注重中央层面的党史研究，也注重地方党史的研究；不仅注重对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也注重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活动的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地位作出了总结和评价，这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1987年4月，《党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学术座谈会。与会者提出要加深、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出现严重政治风波，苏东也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1990年3月，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会议提出要在继续搞好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资料征编和课题研究工作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的资料征编和课题研究工作。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的杨尚昆在看望与会者时提出，党史工作者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通过党史回答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1991年，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它正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该书不仅把研究的时段延伸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而且研究的领域也较此前的中共党史著作有了大的扩展，一些过去没有讲过的甚至忽略的内容得以呈现。“如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的上海文化界，如胡愈之、陈翰笙同志的工作，是过去很少注意到的，写得很好。”这一倾向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党史通史类著作的写作，也推动了各类专题研究的开展。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和领域也不断深化和扩展。一方面，新的社会实践期待中共党史研究能给予历史经验的引导；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实践又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2010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由党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共党史工作的第一份重要文件。该意见提出要认真研究党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中共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经验，要组织编写出版中央和地方党史基本著作，逐步编纂出版编年史、专门史等其他中共党史著作，积极开展服务大局、贴近现实的资政专题研究。进入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坚持“一突出”“两跟进”的原则，即进一步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即时跟进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即时跟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出一种“大党史”的局面，一切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历史现象，都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2020年11月，《中共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开通，其发刊词《让学术之光继续照耀中共党史研究！》宣布：“我们将继续奉行‘大党史’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立场，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栏目设计和勤勉组稿，努力覆盖与中共党史相关的研究领域及其核心主题，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宏大历史画卷。”“大党史”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立场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论者指出：“‘大党史’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一级学科基础之上，研究与中共党史有关的所有方面，运用一切有效的研究方法，追求宏大的理论阐释，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学术共同体。”

二、问题与论域：中共党史学科应有的边界意识

研究领域的拓展通常意味着学科边界的扩张。学科之间的“越界”行为或者某学科被其他学科“入侵”的现象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经济学家熊彼特坦言，“经济学家习惯于入侵社会学的领地”，其结果是发展出了一块无主之地，或者说是人人有份的领地，即“经济社会学”。20世纪90年代，以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国际知名学者从不同学科间的关系出发，讨论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他们认为“学科界限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弄得模糊不清了”，“若想让学科发挥作用，就必须围绕着学科界限的有效性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最近20多年学术发展的趋势表明，华勒斯坦等人在报告中提到的“社会科学家朝着史学领域的扩张”的趋势愈演愈烈。“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历史经济学”“历史人类学”等的出现表明，“跨界”已经成为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明显特征。中共党史学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毗邻学科相互进入对方的传统领域；另一方面，一些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转向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的学科边界由此也变得模糊不清。有意思的是，一些研究中共党史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学者，不认为或者不愿意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而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出身的学者，却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并有一种强烈的要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学术自觉。

导致中共党史学科边界模糊不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共党史的学科归属问题长期没有解决，中共党史学界没有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学科内部缺乏共识。中共党史长期属于政治学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党史学界对此颇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学科，就其学科属性而言是一门历史学科，是中国近现代史时限内的专门史。近20年来，又不断有学者对“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或“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属性”这一观念及其有效性加以反思，认为不能把中共党史研究局限在历史学范围之内，强调中共党史是一门综合学科。可见，即便是在中共党史学界内部，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或学科归属也还未达成共识，各人在自我认定的学科范围内开展中共党史研究，这是导致中共党史学科边界不清的重要原因。二是学术潮流的变化。当中共党史学界追随历史学的潮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时候，传统的中共党史边界的“跨越”或“被入侵”的现象就发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以“新社会史”为中心的转向，研究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社会变迁成为一种学术潮流。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界又发生了“文化转向”，“新文化史”研究异军突起，语言和文化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史学家关注的重心也从外在的社会环境转向内在的个人体验。无论是新社会史还是新文化史，都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受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学术潮流的影响，一些学者倡导“新革命史”研究，主张“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历史”，将研究的论题延伸到“话语、符号、象征、形象、想象、认同、身份、记忆、心态、时间、空间、仪式、生态、日常、生活、惯习、节日、卫生、身体、服饰、影像、阅读等等”。“新革命史”的主张在党史学界得到积极的回应，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得以前所未有地拓展，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中共党史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趋同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运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为中共党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和领域，但同时也可能会模糊中共党史与社会史、文化史、近现代史之间的界限，进而导致中共党史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各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标以及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学科边界划定了一门学科的知识领地，是一门学科在知识生产和学术分工上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识，彰显着学科的独立性和专门性。在当前学科开放的时代，学科边界存在仍然有其合理性。跨学科并不是要消灭学科的界限，而是以学科的独立存在为前提。华勒斯坦指出：“多学科研究看起来是超越固有的学科规范，可是在实践上，它往往只是强化了固有学科的存在。因为多学科研究——把各种独立的学科知识合并起来——这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学科分类的合法地位，并赋予了这种分类法意义，因而其背后不言而喻的信息就是学科知识可以个别独立地存在。”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仍然需要有明确的边界意识。中共党史研究应该有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如果不能确定中共党史的学科边界，也就不能保证它的独立性，更谈不上学科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胡乔木就说过，“搞党史视野要放宽一点，要从四面八方来反映”，“当然也不能把党史搞成社会史”。张静如一直倡导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但他同时也强调，“以社会史为基础，是为了深化党史研究，而不是叙述社会史本身”。党史研究应有自己独特的领域，“无论如何拓宽，也不能‘越位’”。

边界模糊还会损害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特性，并动摇其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其产生和形成与其他学科不同。其他学科的产生和形成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或经济社会的发展，或新材料的发现有关，中共党史学科则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相关，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自身建设和领导中国革命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因党而生，也因党而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史工作始终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展开，并且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正如胡乔木所说，党史工作不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党史工作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党史研究者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2010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显然，如果中共党史研究跨越边界，混同于其他研究，放弃其政治责任，也就无法体现其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问题与论域。问题彰显该学科的独立性格和存在意义，论域则确定了该学科的研究范围以及和其他学科之间的研究边界。在学科开放的时代如何彰显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特意义，如何避免中共党史无所不包，如何厘清其边界，是推进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应对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这是中共党史研究区别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或其他专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中共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任务不同，党内的状况也不一样，因此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在发生变化。比如，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其问题意识与大革命时期党所面临的问题有关，这就是：“我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作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强调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这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的工程”是一致的。又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何前进？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中共党史研究来回答。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就转向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上来。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实际上也是党史工作者在中共党史研究时应该具有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虽然不同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不断变化，但始终是围绕“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如果中共党史研究丧失了这一问题意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历史学化”，从而也丧失其独立存在的意义。

按照2024年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中共党史以党的历史全过程为研究对象，旨在考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基本经验和历史规律。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会议等以及党领导的军事战争史、经济建设史、政治建设史、文化建设史等，都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这看似明确的规定在具体的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中，往往无法确定自身的论域。换言之，中共党史的论域通常会与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交叉重合。同一个历史事件或同一个历史人物，既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对象。比如抗日战争，它可以同时出现在党史、中国近代史、外交史、军事史的研究之中。1949年以后的中共党史，其论域更难以确定。194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正因为如此，中共党史的论域可以延伸到中共领导的所有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党史研究可以毫无边界。党的活动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活动仍然是不同主体不同目的的活动，党在领导一切的同时，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仍有其独立的领域。这就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联系又有区别。有论者指出，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中共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同样，国史研究也不应该是无限度的，它的限度应在中央国家政权的活动范围。超过了，也会导致失范的问题。事实上，即便是对同一个论域或同一个主题展开研究，党史与国史也会因观念结构和学术分工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外交问题，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主要是研究党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其实行情况，以及对重大外交问题的处理过程。国家对外关系一般事务，政府间的外交往来，则属于国史研究的范围。可见，各种研究之间的边界主要是由问题意识和研究目标决定的。

问题与论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问题主要是指问题意识，是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和终极追求。论域则是研究范围的集合。问题意识决定了研究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赋予论域以学科特性，而论域则决定了共同的学术领地，赋予问题以实际的意义，问题与论域共同决定了学科的边界。中共党史的边界意识，既体现在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上，也体现在研究对象的论域上。基本的问题意识，共同的价值取向，共享的理论、方法和标准，对论域的一致主张，构成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边界意识。中共党史学若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理应正视学科边界问题，在不断扩大自己学术领地的同时，也要始终保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

三、“邻近可能性”：中共党史学科边界的相对性及其未来

强调中共党史学科应该具有边界意识，并不意味着必须固守边界。学科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学科边界也必然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当代知识社会学也揭示了知识与社会的关联。伯克认为：“学科实为一种历史意义上的人为产物，逐渐建立在特定的区域和时间段内，用以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层出不穷，学科也就始终处于形成与变动之中，学科边界也因此具有相对性。美国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提出“邻近可能性”（adjacent possible)概念，用来解释生物系统不断重组和进化的原因。美国学者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将这一概念运用到科技和文化领域，揭示了人类创新的潜力与边界扩展的无限可能性，“因为一旦对它的边界进行新的探索，之前的边界就会重新扩展。新的组合变化为另一些变化，提供了进入可能空间的钥匙。就好像是一座施了魔法的房子，你每打开一扇门，都会发现一些新的、别有洞天式的美景”。

从学科的角度看，“邻近可能性”有时表现为“问题邻近”，“是潜在的问题和答案所在范围”。如前所述，中共党史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但就中共党史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仍有大量的“潜在的”中共党史问题未被发掘。这些问题或因以往研究面太窄隐而不彰，或因学科自我封闭而被遮蔽。有学者认为，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整体而言还很不充分，“即便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革命主角，所作的相关分析研究也很难说得上深入，对中共革命政治文化的深入剖析更是远远不够，对中共革命行动机制的了解也不足，许多应该展开的研究甚至都尚未起步”。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受学科视野所限，并不把“政治文化”或“革命机制”一类的问题视为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随着中共党史研究从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向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扩展，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比如，社会如何塑造了革命？中共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了革命进程？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必然要求放宽学科的视野，到邻近的学科去寻找问题与答案。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社会史引入中共党史研究，关注地方社会和民间传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2015年1月，《开放时代》在中山大学举办题为“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的学术研讨会，内容涉及民间宗教、宗族、地方传统、税收、日常生活、移民、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该刊宣称：“我们希望从长时段、日常生活、地方社会的角度展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以区别于惯行的党史研究。”

“邻近可能性”同时也可能是“论域邻近”，“是一墙之隔的未来，就在现有事物的外缘，是当前现有事物可以重新发明的所有可能方式的版图”。中共党史与很多学科之间存在“论域邻近”现象。从历史时段上看，中共党史与1921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完全重叠。从历史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实践主体，其实践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不可分的。胡绳指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党的成立和发展的历史，和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历史是不可分的”。因此，“党史工作者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全局”。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联系则更为紧密。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然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1990年，杨尚昆、胡乔木等人致信中共中央常委，建议成立国史专门研究机构并由邓力群负责筹建和指导。考虑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研究与同一时期国家的历史的研究不可分，同时建议增补邓力群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可见，党史与国史密不可分，龚育之甚至认为“党史与国史根本上说是一回事”。这也是当前许多学者主张把国史学科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学界曾一度出现过近代史党史化的现象，而当前国史党史化的倾向则更为明显。但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中，中共党史与近代史、国史有各自的学科属性、研究范围和社会功能，不能互相代替。另一方面，中共党史与近代史、国史三者之间又有一些共同的领域。比如中共领导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外交活动，既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地，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内容。这种“论域邻近”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但的确扩大了各自的研究范围。传统的中共党史学科领地已经不能涵盖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活动了，“邻近论域”正在变成新的学术领地。

“邻近可能性”表明，学科边界会随着学术共同体对“问题”与“论域”的认知的变化而变化。那种认为“当下的学科分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及“当前的学科界限是正确的”的想法是不成立的。一个特定的“问题”或“论域”可以同时成为几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如，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按照《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章程》规定，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五四运动以来在党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也包括党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胡乔木指出：“党是依靠跟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跟共产党合作的人应当在党史里面有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工作就是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言之，这些党外人士也属于“党史人物”，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这些人物当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对象，但两者在研究的角度、关注的重点以及研究的目标上肯定是不同的。学科边界的本义是对不同学科进行区分，而非区隔。学科必须既独立又开放。确立自身的边界是为了独立，而开放是为了发展。学科边界并不是研究的边界，知识领域不会被某一个学科所垄断，“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中共党史研究同样如此，它需要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开展跨学科的研究。

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或处理问题的进程，有些问题太宽泛、太复杂，靠单门学科不足以解决，所以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因此，跨学科不是跨边界，而是跨理论、跨方法。它以学科为依托，以整合不同学科见解、构建更全面的认识为目的。中共党史的内容十分丰富，中共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已经不能解释所有的党史问题，这倒逼中共党史研究向邻近学科寻求解释工具。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尝试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比如政治学中的政党理论、社会学中的社会变迁理论、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等，来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还有学者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分析党史上的重要问题。比如有学者引入田野调查、口述史等社会学方法研究土改，揭示中共的政策在不同地方实践中的差异，从而深化了对土改复杂性的认识。跨学科研究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能通过从其他学科借用概念而又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自身学术传统的方式，丰富我们的词汇”，并且“由此增加我们分析的深度”。目前，诸如认同、身份、民众动员、政治文化、权力、文化霸权、话语、历史书写、记忆等，这些原本属于其他学科的概念已经被普遍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并结出了丰硕成果。不过，就总体而言，虽然近一二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跨学科研究上有所推进，但整体上仍以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为主，对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仍有待加强。当然，无论采用社会学、政治学还是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共党史，仍然应该是学科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同样，如果在跨学科研究中不是以党史为中心，那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有效的跨学科研究应立足于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价值取向，批判性吸收邻近学科养分，最终服务于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知识体系。实践在发展，知识体系也必然会更新。当代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应当致力于建构中国自主的中共党史知识体系。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共党史学界在理论预设、主要议题和学术表达上仍然存在受西方影响的现象。西方学者以西方政党政治理论和框架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或者借用西方某种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其结论往往是错误的。中国学者跟随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只会错得更远。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中共党史就其学科基础而言，实际上已有长期的积累和比较成熟的知识形态。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共党史研究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中共党史的主体内容、标识性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已经基本定型。中共历史上通过的三个历史决议，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中共党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这是建立中国自主的中共党史知识体系的基础。然而，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学理化，如何摆脱对西方学术的依附状态，依然是建构中共党史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共党史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就是构建中共党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元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西方的政党，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共党史知识体系，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政党理论，也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加强学科自主意识、坚持守正创新、借鉴一切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这应该是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坚持的方向。

党史学界期待一种真正自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价值取向的“新党史”的出现。

（欧阳军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