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与“读”两者不同，“阅”偏重观看，强调的是读者的视觉体验；“读”则偏重声音，注重的是读者的听觉体验。“阅”往往是个体行为，而“读”则易于发展成群体活动。就本质而言，阅读是读者、文本、作者之间共同塑造的行为。阅读往往包含着“阅”与“读”不同程度的偏向，深受物质条件、阅读主体的文化水平、组织者的目的等影响。近年来，“阅读”逐渐进入历史学的视野，如媒介与阅读之间的关系，人物的阅读史。集体阅读是中共推广民众阅读的一种常见方式，读报组的开展受到的关注最多，学界对其发展历史与功能的探讨最为丰富。相比而言，阅读运动的研究则稍显落寞，仅有沙圭的研究提及了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建农村读报组。实际上，阅读的性质深刻影响着阅读的形式和内容，进而关系到阅读的开展以及效果的实现，这在上海红旗读书运动中有明显的体现。作为以“群众运动”指导民众读书的范例，红旗读书运动是中共领导群众开展阅读实践的地方缩影，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建设。红旗读书运动分两个时期。1959年至1966年的红旗读书运动本质是一场典型的群众运动，1978年接续开展的红旗读书运动虽然与前者共享名称，但本质却已大不相同。已有学者梳理了红旗读书运动的开展过程、组织机制以及在思想教育层面的经验和启示，但还未探究这场群众阅读运动作为一场文化实践的困境与意义。本文聚焦于红旗读书运动的开展、成效及其内在限制，希冀增加对中共领导阅读实践以及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多样性的认知与理解。
一、“群众”：中共阅读实践的新主体
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不断加剧，“大众阅读”进入“国族”视野，被赋予了启蒙大众、改造国民、推进社会变革、救国图存的作用。民国时期，不同群体聚集形成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如妇女读书会、儿童读书会、民众教育馆读书会等。国民政府曾于1934年发起读书运动，倡导读书救国，不过由于战事不断，加之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经济崩溃等原因，读书运动被不断打乱，未能得以持续和有效落地，草草收场。阅读是一种文化建设，承载着思想传播的重要功能，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在领导大众阅读方面成效显著。中共注重领导、组织、推动读书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高涨的救亡运动中，进步的读书会运动发展得更为普遍和活跃，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40年代，随着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为了提升农民的教育水平，宣传时事政策，中共开始尝试用高度组织化的群众运动大规模地推行文化建设，适时引导民众阅读报刊。延安时期，读报组就已形成网络，遍布乡村，尤其是1943年至1945年间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运用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建立读报组，读报运动从1950年开始，在城市工厂推行，成为工厂识字扫盲、学习、政治动员和群众娱乐的重要组织形式。就上海而言，1952年是上海读报组发展的鼎盛时期，上海市围绕着民主改革、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进一步发展群众读报组织。直至 60年代仍可寻觅其迹，但是1952年之后读报运动便进入了低潮。 50年代后期，中共逐渐减少组织读报运动，不过并未停止领导群众阅读，“大跃进”时期各地方竟然大规模地兴起以“名人”命名的读书运动，如武汉的任弼时读书运动、江西的方志敏读书运动、常州的瞿秋白读书运动等。
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出现过工农读书运动，但是均不成规模，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群众读书运动才开展起来。由此可见，读报运动与读书运动的开展是有先后顺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相互继承，抑或是纯粹的前后关系，而是从大致的趋势判断，读报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先兴起，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读书运动才随之兴起。报纸与书是不同的阅读载体。虽然有学者言：“报纸只不过是书籍的一种‘极端的形式’，一种大规模出售，但只是短暂流行的书。”但是“读者所面对的，从来就不是凭空存在的理想抽象文本，他们接触的和感知的是实物和形式，后者的结构和形态将支配阅读（或接受）活动”。正是阅读物质载体的差异表明了阅读目的的差异。阅读内容及其先后顺序是由“阅读”目的决定的。报纸的讲读内容往往是时事新闻的宣传，读者需要的是了解与认同；而学习书籍知识，读者便需要系统性地把握内在逻辑体系和价值理念。先读报再读书符合人的阅读能力的进化。读报小组的“读”是讲读，是一种集体性的公共阅读。读书运动的“读”虽有讲读的引导，但更需要参与者私下阅读，培养个人的阅读习惯。对阅读者而言，读书比读报更有难度。读报小组的建立与政治宣传紧密相连，是构建政治认同的一种方式；而读书运动则有着更为深刻且复杂的原因，它是依据民众的现实教育状况和党的文化建设理念所作的选择。
二、群众的阅读：红旗读书运动的兴起
红旗读书运动的开展与“大跃进”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密不可分。社会主义建设追求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建设，更是文化建设。红旗读书运动是在基础文化教育有一定成效后开展的。1958年以前，扫盲运动大规模开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工农业余学校的建立普及了基础文化教育。从1958年开始，随着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提前实践，“文化革命”被提出。“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其目的“就是使我国六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人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群众学习、创作的风潮由此开始，读书运动便属于其中之一。1958年起，全国各地区开展了“多读好书、多读反映现实的作品”的运动。鲁迅奖章读书运动由此开展起来，1959年红旗读书运动接续鲁迅奖章读书运动继续开展，不过两者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名称的变动，更是阅读内容、组织方式的深化。这种差异反而更能突出群众性阅读运动的本质特征。
（一）“前身”：鲁迅奖章读书运动
1958年4月，上海市工联、团市委、民青联和学联决定自5月起联合举办“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基层工厂、商店的职工，大、中学校、农村、机关、地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都可自愿报名参加。书目主要以文学为主，参加者需要选读八本书，其中政治类书籍二本，青年修养、自然科学类各一本，文学书籍四本。读书运动主要靠团委的组织，工厂、商店以工会为主，团委配合；学校以学生为主，团委配合，学校行政加以指导；其他基层由团组织具体负责。读书运动带有竞赛性质，参加人数、阅读书目、学习心得随着运动的开展不断地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1959年1月鲁迅奖章读书运动进入尾声时，上海国棉九厂便推动了以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为中心的“红旗读书运动”。尽管官方的联合通知是5月份才正式下发。
结束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开始红旗读书运动与群众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开展读书运动的初期，“对每人读多少，读什么及写心得等问题规定的太死，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基层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性，对读书运动的开展，制造了些不应有的阻碍”。这种“不足”并不是真正的缺陷，而是不适应群众读书运动的发展。鲁迅奖章读书运动虽试图广泛地发动群众参与，但是文化的限制将许多人“拒之门外”，以至于主办者不得不中途放松规定，将“阅读书目的补充，写读书心得，以及考察、评比、给奖等决定权下放到基层读书运动指导小组，同时基层组织可以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适当增减阅读书籍的数量”，“个别单位如感到在规定时间内读完八本书有困难，可酌情少读二、三本文艺书，但政治、科技读物须保持原来本数不得减少”。相较于其他书籍，文艺书籍更受欢迎，有人写信给《新民晚报》报社反映，身边有废寝忘食读书的现象，然而却是“光读文艺书，不想读政治理论书”，而且“读起书来，不是细细地咀嚼，却急急地在赶任务”。为了读书，“把其他的学习都一股脑地丢掉”。简而言之，参加者很少阅读思想政治理论书籍，读书求快不求质，未能结合其他方面开展学习。更为无奈的是，原本预期的教育效果未能达到，向群中学初中三年级的班里竟然发现了传播黄色书的组织。带头人藏有50余本黄色书及若干春宫照片，并大肆传播。此次运动也未得到基层单位的有效支持，据调查，“尚有不少基层单位还未开展这一运动，即使已开展的单位，也不是都搞得很活跃很有力”。面对这种乏力的状况，及时进行调整，运用国家权力再次推动读书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显得很有必要。与此同时，1958年之后各地兴起的读书运动此起彼伏，在激进比拼的文化跃进氛围之下，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为中心的红旗读书运动应运而生是必然的。
（二）领导阅读：群众阅读运动的深入
依据目前的资料来看，红旗读书运动的真正参加主体是学生、工人和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等青年群体。读书过程包含了“教”和“学”两个方面。中共成熟地运用组织动员技术，克服了群众集体阅读的困惑，推动了读书风潮的兴起。
1.“组织起来”：群众阅读的关键
就指导方面而言，虽然中共上海市委、市总工会、团市委等多个单位成立了“红旗读书运动”指导委员会，各区、县、直属单位也都建立了相应的指导委员会或者指导小组，但实际上共青团组织在读书运动中起着很大作用，“从团委到团员把读书运动工作列入工作规划，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地工作，并采取了层层有人管，层层配骨干的组织措施”。团委和学生会既可以受市（或县区一级）级“红旗读书运动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也可以在校内成立相应的指导组织。
红旗读书运动面对的是广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读者，如何保证他们充分阅读、了解书本的内容确是一个难题，因此开展颇具特色的阅读活动成为“必需”。共青团和学生会帮助学生组织读书小组或学习小组，制订个人读书计划，妥善安排课余读书时间。根据不同情况选定书目给学生，并且请教师进行指导，提倡参与者写读书心得和笔记，并适当组织多种多样的辅导活动，如读书报告会、故事会、主题晚会、读书心得漫谈会和举办读书心得征文、读书墙报等，不少学校还会将影评、剧评、书评与红旗读书运动联系起来进行。 组织引导虽然重要，但是“不必强求一律参加小组，可以根据它们不同的要求，帮助它们制定阅读计划，组织一些学习讨论和学习互助活动”，“以自学为主，集体互助为辅”，这突出了红旗读书运动“自我教育”的目的，“通过学生自己阅读，自己写心得，自编自演，就加深了他们对书的理解，增加了对书的热爱”。
为了引起参与者的阅读兴趣，组织者注意运用通俗的文艺演绎方式吸引人。新中国成立后因群众性教育运动的需要，培养了大量的故事员。故事员演绎“故事会”是最受读者欢迎的阅读方式，因一些人的读书范畴较窄，只对武侠小说有兴致，上海中学高三（2）班的团干部举行了现代革命斗争故事会。故事员模仿武侠故事的惊险离奇，有声有色地讲述革命斗争故事，讲到“紧要关头”时停止，让听众读书寻找答案，这样听众便会翻阅《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在烈火中永生》和《狼牙山五壮士》等书。班主任和团干部也会借机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上海市图书馆甚至在玉茗楼书场举办故事会，书台正中高高挂着“故事会”三个大字，旁边配上一副对联，写着“阶级斗争不可忘，忆苦思甜更爱党”。故事员能够运用评话艺人的传统技巧，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因阅读的“具身性”，跌宕起伏的叙事和高超的讲解技巧可为中共组织开展读书运动提供重要的条件保障，塑造了听众的集体情感，每一个故事结束后，“听众就热烈地谈了起来”，甚至“家庭妇女频频以巾拭泪”。
为了便于民众养成阅读习惯，推荐书目往往都是小册子，甚至一些书本身就是长文章出版的单行本。关于书目的选择，并未规定得很严格，除市指导委员会推荐的书目以外，各基层单位还可以自行补充。红旗读书运动虽然注重思想教育，但是书目并非完全是思想政治类的书籍。参加者要以毛泽东的著作、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为主，并要关心时事，经常读报，同时还要阅读关于思想修养、科学技术等的书籍，以及鼓舞革命斗志的文艺作品。具体的阅读册（篇）数、推荐书目，由各个基层单位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要求以及职工和青年的实际情况自行规定。规定读书量为八本，政治理论读物应占一定的比重，一般不少于三本……各基层单位可以根据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年龄特点等情况具体规定。各基层单位虽然在选读书籍册数、书目方面具备一定的权力空间，不过要根据总工会、团市委的统一书目推荐。读书运动需要辅助、配合中心工作而开展，因此推荐书单每年都会变化。“组织起来”是开展群众阅读的关键，它保证了在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掀起阅读的氛围，从而群众可接触到书籍，进而读懂书籍。不过针对有组织的阅读，并不是每个参加者都是欣然接受的。
2.异议与接受：群众阅读的学习效果
读书运动的开展并不是无“异议”的。读者杨曼给《文汇报》写信，认为红旗读书运动适宜在工厂开展，但是，在学校里开展则必要性存疑，“学生本是以读书为主的，而且大都有课外阅读习惯，有的同学已经在阅读红色书刊，我们做教师的只要加强辅导就行了。如果大搞运动，倒反而可能会妨碍正学习”。针对此种看法，报纸刊登了上海市市南中学周风的观点予以反驳，指出依据以往经验，鲁迅读书运动有助于课外学习和课堂学习的结合，那么“在学校中大力开展红旗读书运动，可以加强对课外阅读活动的领导，使这些活动进行得更有计划”。更有甚者，陕北中学的学生干部认为读书不需要领导，针对此种“无知”，团委组织讨论和学习《团中央关于组织青年业余学习的决议》，提高学生干部的觉悟，“使学生干部明确读书阵地是灭资兴无的一个重要战场，是共青团组织对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红旗读书运动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读书的数量、内容发生了变化，激发了人们的读书热情。运动初期，书摊附近的屋子里、人行道上，看书的人总是坐得满满的。有大人，也有小孩，其中最多的是职工、学生和家庭妇女。阅读者的读书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理论书籍明显增多，“厚古薄今”的读书倾向开始发生变化。1959年与1957年相比，图书馆出借的政治理论书籍增长了五倍多，科技书籍增长了十倍；文艺小说的比例相对减少，阅读毛主席著作的热情空前高涨，借阅的本次占整个阅读本次的80%。读书运动有力地打击了“问题书籍”。有些同学把黄色书和黄色唱片交出来抑或是烧毁黄色书籍，甚至还写文章控诉黄色书的毒害。对个体而言，读书运动往往会使其境遇发生重要变化，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得到提升，尤其是革命文艺书籍不仅能丰富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可以帮助群众做思想工作。颜惠君因视力问题对生活和前途失去了信心，在用放大镜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阅读后，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事迹和精神激励他克服困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院士黄培康青少年时期也受到保尔·柯察金“一切为了祖国”“不虚度光阴”等人生哲学的激励。由此，红色阅读风气在民众生活中蔓延，不过阅读习惯的养成不能一蹴而就，国家权力在引导民众阅读方面仍有其达不到的空间。
三、红旗读书运动的困境与转换
红旗读书运动在上海的持续开展是国家权力试图塑造民众业余生活的一种尝试，是文化建设层面对群众运动的沿用，是群众运动应用于阅读实践的地方缩影。然而红旗读书运动本身因时代所限，其内在运行困境一直存在。不过此种困境之后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到解决。
（一）阅读的困境与困境的阅读
据学者研究，“声音在读报中不仅能突破文字符号的限制，它对建构朗读者的权威，对听众的情感融入和集体信仰的赋形也起到关键作用，在单位学习会或业余读书会集体仪式中，群众对读报者声音、对报纸内容的崇拜远胜于私下阅读”。既然私下阅读在构建朗读者权威、情感的融入、集体信仰的培养等方面不如讲读，那为何还要开展读书运动，培养群众的业余阅读习惯？国家希冀群众在业余生活中养成读书习惯，不仅是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更是致力于培养工农文化主体性，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参与者的自我教育——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共的关注点。在毛泽东看来，执政党的存亡不仅与经济基础有关，还与“文化领导权”有关。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群众。”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便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中主张“大众的”文化，认为“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随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更是进一步构想了新文化的建设。党建立文化领导权不能通过疾风骤雨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文化灌输”，而是需要民众对文化有积极的不断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关键不是消极的和间接的认同，“而是单独个人积极的和直接的认同”。读书运动的持续开展有助于塑造个人的积极认同。“劳动人民过去无缘读书，首先是因为政治上没有做主人，文化上亦未翻身；今天，劳动人民望书本如饥如渴，要大读其书，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广大工农群众在政治上翻身、经济上翻身之后，“更需要在文化上彻底翻个身，做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劳动者”。群众通过具体的读书活动可摄取知识，认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中共试图通过不断地重复开展运动，形成辅导群众读书的机制，培养群众的读书习惯，塑造民众的阅读习性，完成文化建设。
然而，阅读是“具身性”的，加之读书运动本身具有竞赛性质，很容易产生一些“表演”，即阅读者在公私领域的表现不一。为了体现阅读内容符合思想教育的要求，上海中学的同学只在教室里看红色书籍，而到了宿舍里就看《复活》《俊友》《红楼梦》《济公传》等书。阅读者为了表现自己努力读书，在选书上也颇为“讲究”。上海第十六棉纺织厂的借书者往往会选一些厚的文艺小说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春风斗古城》等。这些书周转时间慢、数量少，往往供不应求；另外，薄的书没有人借，导致读书专柜无法维持。阅读习惯是个人的生活方式，终究是要在私人空间中形成，公共空间的比拼很容易产生假象。发起者将其定位为“很有效的群众自我教育活动”，试图培养青年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的习惯，激发群众学习的自觉性，从而将所学提高自身或应用于生产建设。不过，阅读习惯的形成是需要长时间自然积累的，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对阅读者来说需要具备较高水平的阅读能力，这对当时普遍只是处于识字水平的工农群众来说难度较大。
“群众运动”作为一种动员模式本身带有动员性和强制性，红旗读书运动的目的是要“引导”群众形成特定的阅读习惯，这种“引导”本质是要培养群众读书的“自发性”，“强制性”“动员性”本身与“自发性”存在矛盾。“引导”更不能与个人读书品位的多样化融合，甚至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这是“群众运动”作为一种模式被放置于文化建设的理想框架之下的现实情形决定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波动，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学习，以及思想教育活动的开展，红旗读书运动的开展过程高低起伏，总体而言是大起大落，组织领导中缺乏计划及步骤。这种外部形势的波动，以及其他学习运动的不断开展促使红旗读书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文革”开始后因被“四人帮”污蔑为“黑旗”运动，被迫中止。随着“文革”结束，阅读风气再次盛行，红旗读书运动再次开展。虽然名称未变，但它的本质已悄然改变。
（二）阅读性质的转变：从读书“运动”到读书“活动”
“文革”结束后，共青团上海市委、市教育局等单位认为读书运动的成效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不少过来人记忆犹新，认为这是对青少年进行课外教育的好形式”。在1978年7月至9月底的暑假，共青团上海市委和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红旗读书运动，以阅读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及革命领袖故事、革命先烈传记、文艺小说、科技知识读物等为主。学生自愿报名参加，9月底前要完成三至五本书的阅读，并选择其中一两本写读书心得或笔记。各区、县教育局、团委将建立领导小组，各个学校将对推荐的书籍进行辅导。与此同时，出版社、图书馆、青年宫等单位也积极提供书籍，组织辅导。这次的红旗读书运动同样促进了学习热潮的兴起，上海科技书店内每天购书的人数达一万多名。上海青年宫的四吨科技读物不到两小时便被抢购一空。据报道，参与的学生有90余万名，虽然从开展的步骤、规模、效果上看，1978年的红旗读书运动和之前如出一辙，但是此时的阅读性质已然发生本质的变化。
1978年的红旗读书运动虽仍名为“运动”，但实质上已向“活动”转变。1959年至1966年的读书运动凸显的是文化建设的“群众特质”，中共试图用强大的组织能力对群众阅读的习惯进行自上而下的塑造。1978年的红旗读书运动则是活动，有一定的松散性，工人、农民等社会群体不参与其中，仅仅是中小学生的暑期阅读活动，属于学校教育，相关活动在政治性与学术性方面保持平衡，将科学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学生读书是为了丰富知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而不再是以意识形态教育为主。 阅读内容、奖励安排等方面与之前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读书积极分子的奖励不是之前偏重荣誉表彰的纪念章、奖状和书签，而是每人获得一册《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或《爱迪生》，由此可见其奖励是回归于阅读本身，让参与者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个人化色彩凸显。活动与运动在此的差异十分显著，运动是快速地塑造民众阅读的习惯，强制性色彩较强，而活动则更为松弛，个体的思考性更强。“红旗读书运动”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零星地在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开展。80年代后，这种回归阅读本身的读书活动日渐增多，像1982年缘起于上海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颇具影响。大众阅读始终存在，不过不再以“群众运动”方式出现，而是以各种读书活动的形式呈现。
四、结论
红旗读书运动是根植于社会历史语境中的选择发展过程，不可对此与其他阅读形式随意评判优劣。阅读不是阅读者单纯地获取文本的过程，而是被镶嵌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网络之中。阅读运动的起源、过程与效果和中共的政治文化、政权建设、组织方式息息相关。“群众运动提供的群众参与模式，仍然具有体制的逻辑及其合理性”，警惕群众运动的失控不应该拒绝探索群众运动形式下各种社会实践的意义。在群众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中共运用国家权力普及文化知识，既符合政权的文化建设，亦与组织动员能力较强有关。中共将群众阅读视为关系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问题，继承以往通过阅读启蒙、改造大众的使命，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自上而下引导群众阅读，因此可以说，红旗读书运动是中共凭借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和执行力进行的一次政治文化实践。然而，因内在的机制问题，开展群众阅读的方式并不会持久。“文革”结束后，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阅读的饥渴感迅速在社会上发酵，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心理。阅读成为更加自由的表达与生活方式，阅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主要希望通过阅读来获得形而上的享受，提升精神境界。这种阅读心理在90年代随着个体性的发展和社会自由度的增加产生变化，人们更加强调个性化阅读，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书单。阅读愈发成为个人化、私人化的事。随着科技手段的兴起、时代节奏的加快以及读者对方便性的渴求，数字阅读广泛普及，听书这种“讲读”形式再次兴起，听觉在阅读中越来越重要，现代阅读由此开始了另一段幽深未知的变革。
（作者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