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自2007年第101届起改名“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不仅在新中国外贸史和会展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同样功不可没。广交会在改革开放前就有对外开放的功能，在新时代仍是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目前，学界关于广交会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有学者认为，“三来一补”发源于广交会，打响了“改革开放的起程炮”；广州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缘起，与广交会和对港澳供应的压力有关，等等。本文拟从改革开放初期广交会住宿难问题的出现及解决这一视角，探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广交会举办地的广州如何化压力为动力、以开放促改革，进而观察当时改革开放的某些特点。

一、改革开放初期广交会住宿难问题的由来

广交会曾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平台。由于广州用于接待外商的宾馆、酒店少，设备差，每当举办广交会，客房便供不应求。随着外贸形势的发展，广交会客商人数猛增，住房问题愈发突出。1979年春季交易会，客商到会人数达到2.53万人次的高峰。这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的第一届广交会，广州发生住宿“爆棚”、客人无房安排的混乱情况。（表格略）

1979年春交会住宿爆棚事件引起省委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也难以解决住宿难问题。1979年4月14日，即春交会开幕前夜，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和广东副省长刘田夫、黄静波亲临东方宾馆。欢迎酒会结束后，大堂内以及通往二楼的梯道上坐着许多胸前挂着“来宾”条、身边放着行李的外宾，还有来宾提着行李在大堂外徘徊。宾馆小礼堂和走廊全部加帆布床住满客人后，仍旧解决不了后到客人的床位。杨尚昆指示：“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将所有应邀前来参加交易会但还没有安排住房的外宾和港澳同胞，都安排住进宾馆；不属于涉外宾馆，只要够条件也要腾出房间给外宾和港澳同胞住。”接待办动员广州各宾馆加床加铺，还为愿到佛山、番禺、从化温泉的客人安排车辆。到深夜12时，仍有数百客商等待住房安排，决定采取先外后内的原则，将外贸部和各省市外贸部门同志所住的越秀宾馆腾出来给外宾住宿。外贸部和各省市外贸人员星夜搬到三元里财贸招待所。当时这个招待所的设施非常差，部分人要住碌架床。来自全国各省市外贸部门的人员，本来每日都要向本单位报告和请示，但因全所只有一部自动电话，而这部电话还常常打不了，许多人与单位联系中断了。一些省、市因不明真相，竟以为广州发生了政变！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住房难问题，严重影响了客商的业务洽谈和来会意愿。有的客商说：“住不上房子，无法睡觉，怎么能有精神和你们谈生意啊！”吉隆坡盛丰冯玉山在洽谈贸易时用手捶腰：“我15日到达，安排住流花宾馆，但没有房间，坐在椅子上过了一宿。”有位新加坡商人很生气：“我在东方宾馆要不到房子，比我来得晚的香港人却很快弄到了房子，是否‘走后门’弄到的？！”西德美最时公司咨询顾问贺玛珂参加过42次交易会，感觉这是最差的一次，许多人有同感。一位首次参加交易会的美国客商说：“这个地方这么困难，下次不敢来了。”智利商人巴布尔是30多家商社的代表，经中国驻智利商务处介绍前来参加广交会，1979年4月15日到达广州，因无住房在楼道里过夜，当即要求买飞机票回国。他说：“这种状况，我根本无心做生意，早知如此，我是不会花六千美元到这里来的。”17日早晨离开时，他气愤地说：“你们失去了我，就是失去了整个智利朋友，我永远不再来了。”香港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就趁机炒作，说广州是世界上最野蛮、最脏、最不礼貌的地方。这不仅严重影响广交会的声誉，而且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为此，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深夜给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打电话，要求认真解决好广交会存在的问题。广东省委、广州市委专门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检查报告。

1979年春交会住宿爆棚事件，拉开了彻底解决广交会期间住宿难问题的序幕。4月22日，杨尚昆主持召开有省、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门会议，检查交易会开幕时发生部分来宾无房住的事故原因，提出整改措施。杨尚昆说：“办了40多届交易会，为什么这一届在住房安排问题上搞得这么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外商在广州交易会没有房子住，引起外商对我们的强烈不满。这是一次大事故，不仅影响省、市，还影响到国家声誉，给国家丢了大脸。”他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客观原因在于广州能够接待外宾的酒店数量满足不了客商需求。会议提出的整改措施包括：“要着手解决广州的宾馆住房和交通、电讯紧张的问题，可先同省商量，投资盖新宾馆、改造旧宾馆，扩建马路，发展电讯。”省、市有关部门结合外商反映，回顾总结广州住宿难的主要问题、根源与影响，以便提出应对策略。彻底解决广交会住宿难问题，提上重要议程。

二、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应对住宿难问题的对策

面对日益严重的住宿难问题，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应对措施。除多方筹措资金改造和修建宾馆外，还加强对国内外客商数量的管控、房源调度和订房管理。这些措施，有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做法，有的在改革开放前就已执行。

（一）多方改造修建宾馆酒店

关于改造和修建宾馆，《人民日报》记者曾总结广州的做法：一是兴建现代化大宾馆。二是改造老宾馆。三是农民进城办旅店。四是机关、院校、部队招待所陆续向社会开放。修建不同档次的宾馆酒店，适应了广交会客商和国内工作人员的住宿要求。下面择要展开。

首先是改造现有宾馆。早在1978年秋交会（第44届）期间，香港华慧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庆飞、中发发展公司经理顾本先后表示，愿意出资帮助广州改造东方宾馆和流花宾馆。广州市有关部门即与之进行商谈，后经商定：郑负责东方宾馆、顾负责流花宾馆。资金偿还参照补偿贸易方式，三年内每天划给香港中国旅行社若干个“房间日”解决，但春、秋两届交易会期间基本不给。香港中国旅行社函复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表示同意。陈列馆即向广州市服务局革委会提交报告，并经广州市计委呈报广东省计委和国家计委，获准立项。1979年春交会住房爆棚事故发生后，东方宾馆着手研究改造方案。改造工程从当年12月开工，到1980年12月完工（1980年春、秋两届交易会期间前后停工4个月）。通过改造，东方宾馆的硬件、软件焕然一新。一位每届交易会都住东方宾馆的外商说：“东方不断地变化，越改越现代化，因此，我们来中国做生意，很有信心。”东方宾馆在西楼最高层修建了一套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贵宾套间，又称“总统套间”，受到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名流客商的赞许。每年交易会期间，有许多人争着去住。

其次是合作兴建高档宾馆。广州采取与外商合作的方式，新建三大高档次宾馆。一般由中方提供土地，外方提供资金，建成后合作期满，全部建筑、财产即归中方。据梁灵光回忆，改革开放后，参加广交会的外商大增，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为此，省、市领导决心率先发展酒店业促引资，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兴建了白天鹅酒店、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三家五星级酒店。“有了像花园酒店这样一些高级的‘巢’，引来更多的‘凤’。参加广交会的客商不愁‘住不下’了。”1984年2月，邓小平对胡耀邦、杨尚昆等中央负责同志说全国赚钱最多的四大饭店，就是北京饭店、广州的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以及中山温泉宾馆。可见，广州的高档宾馆建设领先于全国。有学者注意到，中国第一批外资宾馆主要选择了北京和广州，选择广州的多为港商，因为香港与广东贸易来往密切，港商与本地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霍英东在谈到白天鹅宾馆的选址时，表示广州在交易会开会期间外宾较多，且临近港澳，沟通方便，故决定在广州建宾馆。显然，广交会因素是广州争取宾馆项目的重要助力。

（二）限制国内外人员广交会期间来穗

限制广交会期间来穗人员规模，是应对住宿难问题的另一重要手段。通过行政手段限制、疏解在广交会开幕前及举办期间的来穗人员，为参加广交会的客商提供相对充足的住宿资源，是当时迫于客观条件的治标之举。

限制政府各级机构人员来穗。早在1973年，国务院就对交易会期间各地到广州人员加以控制，规定各部委、各地方不得在广州召开会议，外贸部还限制交易团与会人数和送样品人员。1979年春交会之前，国务院于4月2日指示各地，除已经同意去广州办事和参加交易会的人数外，要严格控制去广州的人员；必须去的，要征得广东省革委会同意。今后除已经同意参加交易会的人数外，各省、市、自治区凡来交易会接触、商谈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补偿贸易的，来参观的，以及超过已准名额的来会人员，必须自行解决住宿、交通。1979年秋交会，控制更为严格。要求各地区、市、县要严格控制人员来穗，不要派人来广州参观和联系办理业务。有些业务工作能提前办的尽量提前办，能缓办的则缓办。有业务工作确需在这个时候来广州的，也要先征得省和广州市有关部门同意。否则，一律不予接待。此外，在秋交会期间，省和广州市直属单位不要在广州召开专业会议；有些到外地参加会议的代表，应事先做好安排，尽量做到当天来当天中转出去。各种途经广州的旅行团体，也应周密安排，尽量做到当天来当天疏散出去。同时，严格控制人员赴会参观。1980年春交会期间，除外宾可进参观外，一般不准进馆参观；对各地、各部门来会的参观人员，一律不给予接待。1981年3月，为减轻广州的压力，国务院指示：（1）中央各部门，不要在广州召开各种专业会议；（2）各地区各部门，不要组织人员去春交会参观；（3）各地区、各部门需在广州办的业务，应尽量提前或推迟办理。如必须派人前往的，应事先征得广东省或广州市政府同意。

限制游客来穗，集中高档酒店资源服务客商。广交会恰逢旅游旺季，加剧了广州住宿难问题。1979年春交会，西德商人柯斯让说：“你们是不是政策有变化？要搞旅游，就不要贸易了吗？”对此，广东省出台“旅游为交易会让路”政策。1979年8月，广东省革委通知：秋交会期间，各种途经广州的旅行团体，主办部门也应周密安排，尽量做到“当天来当天疏散出去”。1981年春交会，经中央批准，中直单位及各省、市、区从外面组织回来的旅游团、参观团，尽量不要经过广州。尽管如此，高档酒店资源仍难以满足外商需求。本届春交会期间，西德驻华大使修德说，东方宾馆离交易会很近，在交易会期间应当全部提供商人使用。但当局却把过多的旅游者安排到东方宾馆住宿，干扰了交易会，“这是中国当局的过错”。意大利来宾建议在交易会期间，将旅游团安排到郊区的南湖宾馆。1981年秋交会适逢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加上又是旅游旺季，广州住宿压力很大。广州市副市长左铭指示，不论是外办、国旅、中旅，还是青旅，都要把秋交会期间来穗客人的人数压缩一点，为交易会让路。外贸部请旅游部门尽可能压缩路过广州的旅游外宾，获国务院批准。广东省政府要求，各地和旅游、涉外部门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届时不要再组织国外旅游团体参观交易会；各地负责接待的华侨、港澳旅游团、参观团，也不要经过广州。多重行政手段下，广州的高档酒店基本用来满足广交会客商的住宿需要。

住宿资源分配不均引发了外籍游客不满，迫使有关部门调整住宿资源分配原则。1983年秋交会期间，10月18日发生日本游客坐着过夜的事故。10月27日，美中友协一行35人从桂林到广州后住在郊区某宾馆。由于条件差，又没有热水供应，团员极为不满，扬言要写信给邓小平“反映情况”。国旅广州分社认为，旅行团外宾住房出现极度紧张的局面，主要原因是交易会住房办分房不合理、不公道，乃提出广交会避开旅游旺季的要求，经副省长杨立批转广州外贸中心“研究答复”。外贸中心将来函转给经贸部并声明：交易会已开了54届，国内外都熟悉了，如要变更开会日期，影响面大。事后，广交会会期虽未变更，但广州住宿安排的原则，已由旅游“让路”于广交会，变为“统筹兼顾”了。

（三）广交会缩小规模的尝试

为缓解住宿难问题，当局还采取了缩小广交会规模的举措。此举与限制人员来穗的举措相似，本质上都是依靠行政手段减少广交会期间广州的流动人员规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通过限制客商规模来缓解住宿难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前，广交会就通过减少邀请客商来压缩规模。例如1975年秋交会便提出，对于那些做不成什么生意或对我货源商品较少的经营客户不邀或少邀；港澳商人，“原则上只邀请与我做买卖的商人”。1977年2月，外贸部提出控制各类采购商数量的措施：（1）有的国家涉及中国援建项目当地费用项下供应的商品，一般不需要安排到交易会去采购；（2）由贸促会提名的日本友好商社总人数控制在2800人左右，每天在会人数不宜超过850人；（3）对港澳商人，原则上只邀请需要在交易会上做买卖的商人，由华润公司、南光公司严格掌握，“对纯系参观、游览、探亲、治病的，交易会概不邀请”。（4）对于与中国实行记账贸易，而中国有较大顺差国家的商人，需控制发帖。（5）对长期发帖而又多次不赴会的客户不予邀请，对来会做不了生意的而其他方面又有需要的也不邀请。

1979年4月广州发生住宿爆棚事件后，广交会压缩客户邀请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外贸部认为，交易会越开越大，一方面到会的外国商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参加交易会工作的内部人员和要求到交易会参观的人员也越来越多，给广东省、广州市在接待工作上造成很大困难。为此，交易会的工作必须大力改进：交易会上只进行正常的进出口业务，凡与此无关的人一律不让参加交易会；压缩在交易会上成交的商品，凡能通过平时函电成交、举办小型交易会成交和派出国小组推销而在价格斗争选择销售时机方面更为有利的商品，在国外已有固定客户的商品，对港澳供应有配额或有长期协议、合同的商品，以及可通过驻外机构成交的商品，都不拿到交易会上成交。邀请客户和赴会内部工作人员的人数也要相应地压缩。

通过缩短会期、减小规模来解决住宿难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渠道越来越多，而广州展谈场地严重不足，展馆设施陈旧和旅馆接待能力有限。1981年底，外贸部决定对广交会进行“缩短会期、缩小规模”的改革：两届会期均由1个月缩短为20天，每个交易团一年只参加一次。1982年春交会规模缩小。国内仅有9个交易团，客商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共9834人，为上届的40%，出口成交5.04亿美元，为上届的18.4%。由于规模缩小，到会客商大大减少，广州宾馆、旅店空房多，饮食业生意冷清，营业额显著下降。事后，广交会召开各交易团团长，各省、市、自治区外贸局负责人以及港澳知名人士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大家普遍赞成缩短会期，但不宜缩小规模，理由是：有些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季节性强，适合分为两届成交；国际市场价格浮动大，年头看不准年尾的行情，合同很难签订；兼营多种商品的客商不方便采购；各种小交会增多，商人疲于奔命，同时也难以做到统一对外。在内外一致要求下，经国务院批准，从第52届广交会起，恢复各交易团都参加的、一年两届的综合性模式，但时间仍为20天。

（四）尝试推行预订客房制度

通过推行预订客房制度来加强对住宿资源的有序管理与分配，以此缓解住宿难问题。此举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开始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提升服务意识，是广交会住宿难问题倒逼管理体制改革的表现，即“以开放促改革”。

对客人实行预先订房制度，是国际性的惯例，也是掌握客人动态的手段。外商和港澳客商，早就建议广交会这样做。1980年5月，外贸部同意广东省政府关于在广交会开始试行预订住房制度的意见：对西欧等国商人，率先试行预订房办法；至于港澳商人如何实行订房制，待与港澳有关单位商定。同年8月，省政府出台当年秋交会试行预订房间的具体措施：日商的住房仍由日本事务局负责安排，并建议采取预订房间办法；港澳和华侨客商的住房，委托香港中旅社代理预订；西欧等其他客商的住房预订业务，由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订房小组负责办理。随后，广交会通知各驻外使领馆商务处和华润、南光公司，要求转告各自负责的客户，向东方宾馆的“广州订房小组”预告拟到会的人数、房间数和起止日期。9月1日，由广州外贸中心、市服务局以及东方、白云、流花宾馆共派出7人组成的“广州订房小组”开始办公。10月14日广交会开幕前夕，订房人数955人、临时安排263人，共1218人。当天报到1038人，对比少180人。原因是有些订房者未依时报到，有些未持确认信被计入临时安排人数。

实践证明，这次试行外商订房达到预期目的。一是能掌握交易会开幕初期到会人数的80%左右。二是绝大多外商对订房制表示满意。三是强化了客商预先订房的观念，有个别外商参加交易会回国后就预订下届的住房。同时，针对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拟定了改进办法：（1）取得宾馆密切配合，计划内房间一定要保证。鉴于外商都愿意住东方宾馆，拟以“订房小组”名义签合同包房，从4月13日至5月10日按90%的开房率订房，流花、白云则仍按照过去分配任务安排的办法。（2）订房分房类、房价，不定房号。（3）订房手续费按房类计算。（4）增加订房小组工作人员。（5）香港景星旅游有限公司邀请订房有关工作人员到港学习考察。

预订客房制度的推行总体上有效缓解了住宿难问题。1984年秋交会，恰值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草签，与会来宾比较多，住宿要求也高。一度出现少数没有订房的来宾无房安排现象，但总体情况良好，原因是对西商实行订房预付订金的办法，有关接待单位能及时掌握客情。1985年秋交会前，充分考虑到由于改革可能造成混乱现象的具体问题。例如，交易会期间正是旅游旺季，国外要求来穗的旅游人员增多，敞开订房后各宾馆可能多从经济效益考虑，挤掉一部分交易会客商的住房。从1985年秋交会开始，各宾馆、酒店直接向交易会来宾及其他宾客敞开订房并预交房费，但必须优先安排参加交易会的客商。对没有订房和没有付定金而赴会的客商，届时由交易会一、二、三对外接待办公室与有关单位联系，负责介绍住房。到1987年春交会，全面推行敞开订房和自由订房，预订客房制度运作成熟。

（五）住宿安排实行差别待遇

交易会根据内外有别、先外后内的原则统筹安排客商和国内与会人员的住宿。对于客商又分欧美、日本和港澳客商，给予不同等级宾馆的住宿安排。实行差别待遇，是在特殊时代下为统筹有限住宿资源，做好对外接待工作，维护我国国际形象的无奈之举。

广交会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商实行差别住宿待遇，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例如，第二届广交会住宿安排，原则上安排外商住爱群酒店，侨商住华侨大厦，港澳华商住新亚、新华、和平及南方大厦；旅行社安排也不一样：外商通过国际旅行社，侨商通过华侨服务社，港澳华商通过中国旅行社，按上述分配原则预订房间。从1966年春交会起，大会驻宾馆接待机构分为第一、二、三接待办公室。其中，“一办”负责外商（不含日商），办公地点设在羊城宾馆（东方宾馆）；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流花宾馆、白云宾馆增设报到点，80年代初在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等宾馆增设报到点。“二办”负责日商的接待，办公地点在爱群大厦，1968年转设广州宾馆；70年代后期在白云、矿泉、胜利宾馆设报到点。“三办”负责侨商、港澳华商，办公地点在华侨大厦；1973年迁至人民大厦（爱群大厦），并在新亚、新华、和平、南方大厦、广东、东亚、北京、西濠、海珠、胜利、流花、红棉等12个宾馆设报到点。1972年增设的“四办”，即华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接待华润来往人员、全国外贸系统到港人员。1990年增设的“五办”，负责台商接待，办公地点在远洋宾馆。

对于这种差别待遇，广交会客商普遍不满意。不少西商认为参加交易会是来做生意，住宿安排应尽量安排靠近交易会一些的地方。例如1981年秋交会，西商都希望能住东方宾馆，未能如愿就抱怨认为“小看他”，或者认为对老主顾“不够照顾”；日商抱怨和西商得不到同等的待遇，“为什么西商可以每人一房，而日商一定要两人一房，有时还要加床？”华侨商、港澳商的意见最多，有的说是“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1982年秋交会，不少港澳商人被安排到没有接待过外宾的红锋旅店、海珠旅店住宿，他们很不满意：“我们是回来做生意的；日商、西商也是来做生意，国家并没有降低价格把货卖给我们，可为什么要我们住最差的旅店？”当然，更多的港澳同胞和侨胞，愿意体谅祖国的难处。

到1985年秋交会，这种差别待遇逐渐取消。尽管仍分设三个对外接待办公室，但由派出的接待组统一接待。港澳商、华侨商和西商均表满意，他们认为，过去那种死板的分工接待办法，人为地造成不少麻烦，现在灵活一些，方便多了。该次来宾住宿呈现出三个新的特点：一是住宿条件要求较高。过去可安排两人住一房，现在多是一人住一房，且都向比较高级的宾馆投宿；二是宾馆酒店之间出现竞争现象。他们为了吸引宾客、增加利润，想方设法改善设施，增加服务项目，认真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甚至有的主动派出车辆免费接送来宾，过去是“皇帝女不愁嫁”，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营作风有很大改进；三是冲破了过去长期划分的接待分工界限，出现华商、日商、西商向离交易会近的高级宾馆、酒店投宿的趋势。这些新特点表明行政手段在减弱，市场机制逐渐完善，宾馆酒店方为争取客商竞相求变、主动作为，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表现。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州住宿难的问题逐渐得到根本解决。1984年春交会，住房安排和缓，未出现将来宾送往市外住宿的情况，来宾普遍比较满意。1984年秋交会，宾馆虽仍紧张，但都可以在市里解决了，1978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人民日报》认为：广州市已逐步摆脱“住店难”的困境。1985年秋交会，客商到会集中，高峰期来得早。但广交会客商和外国旅客均表示满意。据分析，主要是改善了服务设施、增加了客房，提高了接待能力。到1987年，广交会期间“住宿难”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三、余论

改革开放初期广交会住宿难问题的出现及应对，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初期，计划和市场错位、管理与世界脱节、思想同开放滞后的一个缩影。

住宿难本质上是短缺经济时代的阶段性产物。当时，涉外饭店少、床位缺、住宿难，是全国性的大难题。即便是首都北京，也仅有7家涉外饭店，床位过少，而且基础设施、服务态度、管理水平都跟不上。外国客人下飞机后先被拉到景点游览，晚上再到饭店等床位。有时北京无处安排住宿，便设法送往郊区、天津，甚至空运到南京、上海。首都尚且如此，外地就更不用说。到桂林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常被安排“打地铺”，有人写下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房间不够、硬件落后，是国力、财力不足所导致。广交会住宿难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得以彻底解决，直接原因是广州宾馆酒店供给已能满足广大客商需要，根本原因则是改革开放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住宿难还反映出改革开放过程中僵化的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多元化需求的问题。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型，过去的行政计划手段逐渐向市场化管理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广交会住宿难问题的发生，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转变发展的速度较慢，在住宿资源的配置上仍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有关部门难以及时跟进客商的动态变化，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如1979年春交会，香港矿业商会主席黄金坚一家三口被分别安排在3家旅馆住宿，使他无人照顾。1982年秋交会，矿泉宾馆安排一位日商住进一位旅日华商的房间，华商即去质问“二办”负责人，结果只好重新调到别的房间。这些情况皆源于落后的管理体制。与此同时，住宿难问题也刺激和加速了这种转变。为解决住宿难问题，相关部门主动学习借鉴海外和港澳经营管理经验，对客人实行预先订房制度、掌握客人动态，在现有接待能力条件下，最大限度安排好住宿。可以说，广交会住宿难问题倒逼广州在管理体制上主动与世界接轨。

住宿难又折射出改革开放还面临着思想观念革新的问题。1978年4月，香港某报刊登系列文章，开辟“向广州东方宾馆开炮”特辑，反映的问题以服务质量居多：有时三人只有两双筷子，有时没有汤匙或酱油瓶；宾馆总机不肯把电话转到客人房间；有客人的亲戚找到宾馆服务台要求见住客，服务员说无此号房间，或否认有要找的客人；还有的反映宾馆重视洋人、轻视华商，如此等等。1982年秋交会，有位西方客商饭后要将点心带走，服务员不让，气得这位客人将点心扔在地上；在宾馆内部的简报上，把客人提出开设“夜总会”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进攻”；认为宾馆只要管吃管住就够了，其他要求都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源于中西文化差异，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的不适应在人们头脑中的表现。改革开放不仅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对外开放，更要求人们思想和观念上的与时俱进。

历史经验表明，改革开放初期广交会住宿难问题的解决，不只关系到广交会的会务筹办，也不单是城市建设问题，而是以点带面，以保障和发展对外贸易起到带动多领域改革开放的作用。例如，看似单纯的外资酒店兴建，也对改革开放有推动作用。广交会住宿难问题也催生了各地的“小交会”，开辟了更多对外开放渠道。由此，也可从一个侧面观察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特点：“穷则思变”，压力就是动力，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促改革，是广东从实际出发的选择，这与安徽等地为解决吃饭问题而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谓殊途而同归。“近水楼台”的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赢在“起跑线上”，广交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阳湘，历史学博士，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李婧嫄，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