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电影是传播列宁主义、讲述列宁革命历史的影像载体，也是一种具备凝聚政治力量、鼓励政治动员、保存历史记忆等功能的政治符号。新中国成立后，列宁电影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放映，深刻影响新中国意识形态建构和政治文化生成，考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列宁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对于理解这一时期新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列宁电影在华传播史的研究，或是在苏联电影在华传播史的框架下予以分散考察，或是对列宁电影在中国的传播进行文本分析，而尚未见有以列宁电影为中心的整体考察。本文拟在综合各种史料的基础上，考察列宁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与当时政治形势之间的互动，进而揭示这种互动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并阐明这一时期影像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适应新形势放映列宁电影
新中国成立前列宁电影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产生积极影响。1924年列宁去世，纪录其葬礼情况的新闻电影在京津等地放映，是为首部传入中国的苏联电影。193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20周年，苏联官方指示导演米哈伊尔·罗姆拍摄以列宁为主角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即《列宁在十月》。此后，罗姆又拍摄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作为续集。这两部影片是政治与艺术相结合的典范之作，集中展现了十月革命前后的列宁行止，塑造了最经典的列宁银幕形象。这两部影片在人物形象方面成功刻画革命领袖的伟大之处，充分注重领袖形象的生活化，将伟大和平凡相融汇，同时又展现诸如瓦西里、娜塔莎等许多生动活泼的小人物；在电影技艺方面采用蒙太奇手法，搭配宏大的群众场面，演员表演技术高超，艺术性很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两部影片曾在陕甘宁边区和西南大后方成功上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积极影响。如不少人在参加革命后所填写的个人自传中说明自己思想进步的原因时，明确表示自己受到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全面接管和改造电影业，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与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体制，形成按行政区域分布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网络，为列宁电影的传播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乘着中苏友好之风，苏联电影得以大量来华，为广泛放映列宁电影创造契机。鉴于中国的电影工业在战争期间受到破坏，未及恢复，苏联电影成为填补国内电影市场的最佳选择。截至1953年，全国共译制180部影片，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片目独占153部，其中苏联电影居于首要。各大城市普遍开展促进中苏友好的宣传活动，借机放映大量苏联电影。1950年底，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为继续扩大电影教育影响”，成立54支电影工作队前往全国各地放映苏联电影。到“一九五○年看苏联电影的观众已达五千万人以上，一九五一年从一月到六月的半年间，观众的数字已跃增到近四千万人”，足见国家机器对电影传播的强大助力。
东北地区毗邻苏联，又较早获得解放，这为其率先大规模放映列宁电影创造了有利条件。1950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12人在莫斯科参加了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会，并陪同斯大林观看展现列宁生平的电影。这部电影应该就是1949年由苏联中央文献影片制造厂出品的《列宁传》。该片与《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一起于1950年底引入中国，首先在东北地区放映，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人们通过影片《列宁传》认识列宁，进而认识斯大林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认为该片“把伟大列宁的形象搬上银幕，表示列宁的遗训如何在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的天才照耀下的国家里逐渐实现”。不过，《列宁传》作为文献片，艺术性不足，其传播范围和实际影响远不如1950年和1951年相继译制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
在新中国电影放映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列宁电影莫过于《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这两部影片于20世纪30年代就曾在中国成功放映，且广受好评。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业的转型使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能力得到加强，制作放映相关电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不仅有助于加深和转变人们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家的认识，还有助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两部影片自然在放映片目的首选之列。
新中国初期，列宁电影在多重历史情境下得以大规模放映，并与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密切结合。首先是在中苏友好活动和苏方纪念活动中放映列宁电影。中苏友好协会以举办苏联电影周或苏联影片展映月的形式集中放映苏联电影，尤其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列宁逝世纪念日、列宁诞辰纪念日等一系列重要纪念日时，都会特别放映列宁电影。如1949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胜利32周年纪念日，当时许多地方虽然解放未久，但是依然隆重举办纪念活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大城市纷纷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电影放映会，《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皆为必映片目。1950年，南京市文联电影部为庆祝苏联电影30周年，组织苏联电影展映活动，在所展映的片目中就有《列宁在十月》。1955年，为庆祝十月革命38周年，文化部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合在宁波、温州等7个城市举办“苏联电影展览”，集中放映了《列宁在十月》等一批苏联影片。
其次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放映列宁电影，重点宣传阐释列宁电影中的对敌斗争涵义，为推动该运动提供思想指引。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城乡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形势。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拉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列宁电影所展现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前后同反革命势力无情斗争的内容成为宣传重点。运动发起后不久，即有人在报纸上从对敌斗争角度诠释《列宁在一九一八》，认为“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处境和我们中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内有反动分子破坏，而在革命者队伍中又存在对敌斗争手软的现象，所以这部影片具有重要的学习意义，尤其是“学习列宁的严肃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有人在观看《列宁在十月》后表示，向列宁学习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要革命胜利必须团结群众，必须赢得多数……把他们武装起来，作为领导的力量，给反革命者予镇压，予打击”。特别是电影中列宁高度赞扬贫农以暴力方式分配地主浮财的片段，“联系到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中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联系到全国轰轰烈烈的‘土改’反对封建地主运动，应该给我们予警惕，予启示”。
再次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放映列宁电影，强调坚持斗争，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作风，保卫党的纯洁性。1951年底，鉴于各级党政机关所暴露的严重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杭州，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中共产主义学习活动的开展，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五部电影。不少人致信《人民日报》，提出“为帮助大家进行反贪污斗争”，要求重新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有文章指出《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同富农的辩论，以至于列宁本人遭到社会革命党人暗杀的场景，警示着革命胜利后尖锐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而“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对于斗争是不能放松的”。同时，对这部电影的解读也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而转变。电影所展现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作风受到重视，包括：从列宁的角度出发，强调要“学习人类伟大导师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从列宁与高尔基辩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高尔基代表着知识分子温情主义的错误思想，对这种思想“我们应该如何小心啊”；从配角瓦西里的角度出发，认为瓦西里所彰显的“廉洁奉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宁唯是，还有文章指出，列宁贯穿于电影中的伟大教导是保卫党的纯洁性，严格执行纪律，严惩“所有贪污和盗窃国家资财的犯罪分子”，“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决捍卫人民政权。
此外，为配合宣传政治路线和因应突发事件也会放映列宁电影。如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病逝，中国影片经理公司紧急电告全国各区公司，要求在各城市影院、工矿区和农村放映队供应一批与斯大林有关的电影，其中包括《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同时，为配合各地举行悼念斯大林的活动，还决定延长电影放映时间。又如1954年1月16日，为配合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发出第125号通知，要求各地放映一批电影，并对电影的宣传类别进行划分，其中《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列宁在十月》就被划为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电影。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国产电影数量增加，成为电影放映的主要选择。中苏关系交恶后，苏联电影在中国基本停止放映，整个六七十年代只剩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影片仍可公开放映。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电影于中国的大退潮中，《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却依然涌占中国电影世界的潮头。
二、保卫列宁电影的革命性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之间围绕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分歧不断加剧。面对苏共二十大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毛泽东认为苏联不仅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而且“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不过，此时中苏分歧和矛盾尚未公开化，两国文化交流仍然正常进行。因此，一批新制作的列宁电影在此期间曾短暂引入中国并公开放映。如在1960年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全国就放映了一批苏联新拍摄的列宁电影。从4月22日起，根据文化部统一安排，各地开始放映相关电影，包括《革命的前奏》、《乌里扬诺夫一家》、《列宁的故事》、《我了解他》和《在列宁生前》等影片。这些电影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拍摄的，反映了当时苏联电影的最新制作水准和理念。
尽管苏联新拍摄的列宁电影陆续引进到中国，但这些影片所呈现的列宁银幕形象与《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所刻画的经典列宁形象有着不同程度的出入。列宁形象中展现革命意志坚决的内容被削弱，增添了不少体现列宁温情脉脉和多面性格的内容。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曾严厉抨击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的行径存在于历史影片、军事影片和一部分文学作品中，并说“这些东西简直令人作呕”。赫鲁晓夫还以电影《攻克柏林》为例，认为这类影片“是在假象笼罩下向人民显示一切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作为斯大林亲自指导的电影，对斯大林和列宁的关系进行了高度政治化处理。如在《列宁在十月》中，列宁决定武装起义前十分着急同斯大林会面，显示出列宁对斯大林的特别重视和信赖。尤其是起义胜利后，列宁向群众发表演讲，唯一站在列宁身后的人就是斯大林，其中的政治意涵十分明显。类似的政治化处理在两部电影中比比皆是，导致其境地日益尴尬。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文艺界出现“解冻”思潮。在这一思潮影响下，苏联电影界开始重新审视列宁电影。在创作方法上，有评论家指出“在一些关于列宁的影片里，任何困难列宁都解决得非常容易”，因而导致“冲突都不再成为冲突，只变成关于冲突的报道”，这是塑造伟大革命领袖形象方面主要缺点的实质。就电影本身而言，《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被视作“受到了由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在历史方面的非常重大的错误的很大的坏影响”，因而“《列宁在一九一八》中许多场面（和情节脉络）已经丧失了任何艺术价值”。不过，苏联导演丘赫莱依则从人性角度出发肯定《列宁在一九一八》的价值，原因在于这部电影富有人情味。据此，他强调“当思想意识和人性变成同义语时，导演就拍出了好片子”。
人道主义是当时苏联重塑列宁电影的创作原则。如《列宁的故事》“更像一篇亲切动人的回忆录”。尤其是“通过列宁的病痛，列宁的家庭生活表现列宁的喜怒哀乐的丰富情感，充满了生活气息，以补充过去比较单一和过于严肃的列宁形象”。这部电影由于“富于人性地体现了列宁形象”，从而在1958年7月于捷克举办的第十一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又如，反映列宁青少年时代的电影《乌里扬诺夫一家》，当时有人认为该片“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的思想、以至最完全地表现作品的主题”，并且着重刻画少年列宁的孩子气，“充实了这一革命的少年形象天真烂漫的一面”。这种人道主义创作取向同《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电影迥然不同，也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
作为体现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政治符号，在中苏意识形态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双方对列宁电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苏方积极以人道主义原则重塑列宁电影，中方则采取一系列措施旗帜鲜明地保卫列宁电影的革命性。
第一，限制具有“错误”创作倾向的列宁电影的公映。1959年底，新译制的列宁电影《在十月的日子里》在国内小范围公映。这部电影叙述十月革命前列宁筹备武装起义的历史活动，电影创作者强调该片的任务是“严格遵循着事实”。同时，该片也在人道主义原则下重塑列宁形象，如电影中专门有一幕展现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爱情。在清晨的厨房里列宁抢着为克鲁普斯卡娅沏茶和布置早餐，二人相互拥抱，在就餐时“他们就这样互相凝视着，坐在这间别人的饭厅里”。当列宁知晓中央委员会中反对发动起义的意见占上风时，他急不可耐地想要赶去说服众人，但由于安全问题遭到克鲁普斯卡娅的反对。两人因此爆发争执，列宁在争执中“神经质”地扯着假发，两人还为此闹脾气甚至互相不看对方。可以说，这部电影将列宁形象进一步生活化、平凡化，他不光是一个革命领袖，还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因此，电影一经上映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品。其中所刻划的一切革命人物或反革命人物都是极其深刻地反映了真实的生活面貌”。
然而，艺术鉴赏和政治评估毕竟是两码事。电影《在十月的日子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典列宁电影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革命历史叙事，而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1959年11月，北京市委文化部向市委的请示报告中指出，经审查后发现，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1周年（原文如此，似有误，应为“42周年”）所选映的8部苏联电影，“除了少数影片内容比较健康以外，其余影片都有许多错误和缺点，有的甚至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散布悲观消极情绪，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映政治上、理论上、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报告认为电影《在十月的日子里》“用修正主义观点作了根本的修改，主要地是提倡和平转变，否定暴力革命”，存在明显的错误。有鉴于此，市委文化部建议不再放映此片以及其他有严重问题的3部影片，“也不向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出租”，并注意“不露任何痕迹”。这表明此时电影审查标准已经以修正主义为准线。不久，电影《在十月的日子里》便基本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至少根据现有史料，1959年后全国报纸杂志上再无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文章。
第二，独立自主地制作列宁电影。1959年，哈尔滨话剧院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2周年来京演出，所演剧目之一为《以革命的名义》。这部话剧改编自苏联戏剧家沙特洛夫创作的话剧《列宁与第二代》，主要展现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对青年一代革命者的亲切关怀。这部话剧于1960年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周恩来看过后，被这部剧强烈的“反修意义”所吸引，认为“这个戏很好，加些群众场面，可以拍成电影”。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电影《以革命的名义》于1960年7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并在全国公开放映。这部电影主要讲述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对敌斗争中争取和教育青年革命者的故事。电影上映后，有文章指出，这部电影“使我们认识到不但要摧毁反革命的政权，而且在革命成功后，不仅要警惕敌人暗杀、放毒、放火、制造饥饿等等反革命罪恶活动，还必须随时警惕阶级敌人散布的思想影响，防止他们对青年一代的腐蚀作用”。这种阐释同反修防修的政治目的高度契合，具有很强的思想引导作用。如在电影中饰演列宁的演员周正就表示，为饰演好列宁，不仅注重外在，更注重思想。“尤其是在学习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文件之后，更感到了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所以“扮演列宁的首要任务就是向观众传达出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的思想”。这部电影获得很大成功，其中的“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那就意味着背叛”等经典台词流传至今。
第三，重新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认为苏联文艺界在苏共二十大后新拍摄的一系列电影中丑化列宁形象，并对此展开猛烈批判。如《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苏修文人，适应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任意篡改历史。有人竟无耻地把列宁写成敌我不分的有‘人性’的人，‘感伤的人道主义者’，有人把列宁描绘成资产阶级式的‘自我欣赏的政客’。”特别是一些列宁电影故意凭空捏造，丑化列宁。
反对丑化列宁，保卫列宁的革命形象，并服务现实政治需要，成为重新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契机。1967年是夺权风暴席卷全国的一年，也是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列宁在十月》因其“重现了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以革命的首创精神，在资本主义统治的黑暗世界里，经过暴力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史实”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上映。1969年11月7日，在中共九大召开和反击苏联边境武装挑衅的大背景下，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又得以重新上映。这次重新上映，甚至在一些地方引起不小的轰动。以两条路线斗争模式对列宁电影予以解读，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如《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文章指出，重看这两部电影“更激起我们对于一小撮背叛列宁和斯大林、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罪行的痛恨”。文章着重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去阐释两部电影所反映的革命历史，认为列宁同富农的辩论深刻反映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又如1973年甘肃临夏地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也通过普遍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对各族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
总而言之，在意识形态分歧日深一日的情况下，列宁电影成为中苏双方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像场域。在影像中如何展现列宁形象和叙述十月革命历史，不仅事关电影艺术本身，而且深刻关系到中苏双方各自的重大政治关切。据此来看，毋庸说政治在制造着影像，影像同时也在牵动着政治。
三、列宁电影的社会文化影响
在长期的反复放映和观看中，列宁电影早已深入人心。据《杭州电影志》记载，仅在杭州一地，1949—1990年发行的苏联故事片中，单片放映观众量破50万人次以上的第一名是《列宁在十月》，达199万人次；第二名是《列宁在一九一八》，达157万人次。更有知青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除8个样板戏外，就是看“老五幕”，“反反复复地看这些电影。我是平均每部电影都看过不止十遍八遍”。然而，电影并不单纯是一个工具，传播的力量超乎一时之政治。列宁电影不仅寄托了高尚的革命理想，也存储了几代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历史学者张广智曾提及自己对电影《列宁在十月》记忆犹新，当有年轻人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十分娴熟地模仿“列宁式动作”，十分准确地重复电影中列宁的台词。可见，列宁电影在人们记忆深处留下了长久的烙印。
列宁电影作为新中国的人民电影，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载体，担负着教育干部群众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制作、放映、解读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紧密相关。列宁电影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大规模放映，为扩大列宁电影的受众奠定了坚实基础。电影的大量放映和时政性解读虽然能够极大地发挥电影的思想教育功能，但在实际的观影体验上，观众对于电影的观感、认识和理解，却各有分殊。
一方面，观看列宁电影后感到深受教育的主要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或知识分子。有小学教师致信《人民日报》表示自己看过《列宁在十月》等苏联电影后，“在思想上又起了激烈的变化，个人享乐主义渐渐的淡薄下来”。还有人在看过《列宁在十月》后指出，这部电影“是一部苏联建国的里程碑电影，使人看了，是有着很大的教育意味的”。作家路翎的认识更为鲜明，他在1950年纪念十月革命33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自己看完电影《列宁在十月》后回想起国民党时期某大学偷映《列宁在十月》的故事。路翎在文中写道：“在十月革命三十三周年的今天，在我们的天安门上飞扬着红旗的今天，在美帝国主义梦想着对我们的新的袭击，而毛泽东主席的声音响彻全世界的今天，这段小故事对我特别亲切。在斗争和胜利的日子里，总也是想着列宁。”这就将列宁电影同中国当时的政治主题巧妙结合在一起，表达了观影者更高的政治觉悟。由此而言，对于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来说，无论是改造个人思想还是学习苏联建国经验抑或是增强政治觉悟，电影的思想教育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大都得以成功发挥。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对列宁电影的内容和意义不得其解。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部分基层群众而言，看完电影后，毋庸说十月革命，就连搞清楚列宁是谁都成问题。北京西郊蓝靛厂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时，有工人写信反映观众在看完电影后不太明白电影所讲故事。福建地区也有人写信反映“中苏友好月”中放映的一些电影观众看不懂，不少农民看完《列宁在一九一八》后完全不懂电影想要表达的意思，还有人说：“我看了这部影片，连那个是列宁都不认得。”这是电影放映中不能不面对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事业在国家支持下得到全面发展，这对于基层群众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电影下基层颇受群众欢迎。当时北京郊区有农民表示：“政府对咱们真好，过去谁还管你看不看电影？”但是，苏联电影的文化属性同中国基层群众的文化心理并不相通，再加上译制水平与技术条件有限，造成当时不少基层群众对苏联电影缺乏理解，电影的思想教育功能难以发挥。学者杨海光后来就曾回忆，解放初期俄文版的《列宁在十月》虽有中文翻译字幕，但有的仍看不懂。1954年1月，胡乔木专门批评苏东地区译制片“不能为一般观众所接受，影响映出效果”。为解决此类问题，电影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改进办法，特别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原片精神。
有趣的是，列宁电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突破同中国基层群众的文化隔膜，并走向民间。20世纪60年代以后，按照中国传统戏剧形式改编列宁电影的作品在不少地方出现，这能够从纪实文学中得以一窥。铁凝在其纪实小说《玫瑰门》中写到，主角司猗纹听同院的达先生说“仿佛哪儿演了一出评剧《列宁在十月》”。随后二人围绕评剧版《列宁在十月》讨论起来。司猗纹认为“列宁就应该由京剧演”，两人甚至饶有趣味地议论列宁用老生腔还是小生腔。司猗纹一时兴起按照自己的理解扮起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卡娅站在病床前，后边列宁躺着。卡娅心情悲痛，想起列宁为革命奔波一辈子，不由得心潮澎湃；特别当她想起老奸巨猾的布哈林，火就更不打一处来，于是乎……武场一个急急风：呛……叭嗒呛，带出胡琴的二黄倒板，紧接着是一串紧拉慢唱……”唱：
思想起布哈林气炸胸膛，
你不该谴特务来打黑枪。
我丈夫叫列宁本是社会民主党，
他为革命终日奔波在……
类似的改编确实存在，也符合域外文艺本土化的发展趋势。列宁电影极富革命色彩，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也属情理之中。作家关仁山明确回忆20世纪60年代在自己童年时期，“一次有机会到城里，看了一场特殊评剧《列宁在1918》……当时有人把它改编成了评剧”，并且情节相当吸引人。川剧演员何洁叙述得更加具体，她写到四川地区曾出现川剧版《列宁在十月》。“此戏据说无剧本，全靠口传身教，像过去唱条纲戏那样，凭着旧戏曲的八大韵去‘踩水’（即兴创作）”。然而，这类改编剧目未经官方批准，因此“大剧团不敢演，怕犯错误，只有些班子小胆子大的县川剧团才敢演它”。戏中饰演列宁和斯大林的都是民间“文盲艺人”。整个改编充满旧剧特色，台词插科打诨。这种庸俗化的改编不亚于“胡编乱唱”，容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但在面对他人的停演劝告时，该剧导演毫不在意，认为“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撑腰，我们是在按照他的指示‘洋为中用’嘛，怕啥？”这类改编虽然近乎戏说，但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得列宁形象和十月革命历史从银幕走向基层，成为基层群众认识列宁及十月革命历史，乃至于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熏陶的方式。
无论是观众的积极表态还是疑惑抱怨，列宁电影的思想教育功能都能得到发挥。尽管部分观众对电影的深层意涵仅仅一知半解，但电影所传递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观念使人印象深刻。同时，列宁电影在向社会下探的过程中进一步受到本土化改造，更是超出原本议程的无心之柳。不仅如此，列宁电影还成为当时一些人理解政治形势的一种思想资源。如高饶反党事件发生时，邵燕祥刚入党不久，他回忆说当时“对党内高层可能和实际发生过、发生着的矛盾和斗争，一无所知，连想也没想过”。一直到后来通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等记录苏联党内高层的影片和《党证》等描写普通党员的影片，才对党内斗争问题“更看到了形象的表现”，而这一“形象的表现”，使“我惊悚于有那么多外国间谍以至于匪帮混了进来，构成了党内反对派，他们一个个面貌狰狞，手段毒辣”。
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叙述也能从侧面呈现列宁电影在基层社会的传播情况。作家史铁生在小说《插队的故事》中曾描写过这样一个情节：有一回电影队来放电影，尽管作为进口片贵五块钱，但知青们还是争相要求放《列宁在十月》。大伙说：“不在这五块钱上。《列宁在十月》老美气。”负责人问：“咋？”大伙回答：“有男的女的亲嘴儿！”看完电影后，老乡都称赞这部电影比《地雷战》好看，还有人感叹“看那瓦西里的婆姨，生得够咋美”。只不过，现实情况似乎也会是这样：当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瓦西里临别与妻子拥抱时，“银幕突然黑掉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放映员用自己的一只无产阶级的大手，挡住了镜头中男女拥抱的画面，防止观影的群众受到不健康镜头的影响”。这正是革命似火的年代里人与政治的纠葛。其实，列宁电影中难以挡住的镜头，不仅是大人们争看的“稀奇”，更是青年人的青春启蒙。作家汤礼春回忆道：“为了配合反对前苏联的修正主义，前苏联的革命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向我们开放了。这使得青春朦胧期的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男女拥抱亲吻的画面，多少女孩看到这一幕时都羞涩地低下头去，而多少男孩为了看这一幕，反反复复看了多少遍这部电影。”
列宁电影对青年人影响巨大，这不仅是因为其成功塑造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形象，更重要的是其宣扬的反抗、斗争、叛逆、不羁等革命精神，与当时青年心理相当吻合。正如有学者指出《列宁在十月》是几代人的“成人仪式”，青年人中盛行“列宁崇拜”，成为当时青年流行文化的一大潮流。不少小孩子在家里的墙壁上张贴着《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剧照。作家容子回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有许多经典桥段和镜头让人记忆犹新：马特维耶夫率领武装起义人员冲进电话局，高叫‘接线员小姐昏过去了’；苏维埃政权处于艰难时期，瓦西里安慰妻子：‘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列宁来到工厂演讲，工人群众自发让道‘让列宁同志先走’……这些耳熟能详的台词生动诙谐，充满时代感，成为那个年代广为流传、许多中国青年模仿的口头禅。”作家王朔也提到列宁电影对当时青年的深刻影响：“当你想往下跳时，在空中要喊‘瓦西里’，落地之后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都要说一句：布哈林是叛徒。困了，想睡觉，上了床，要对自己说：就这样，在地上，盖着别人的斗篷，睡着无产阶级的导师。别人问你刚才说了什么，你要回答：好像是世界革命万岁。别人看你，你要告诉他：看着我的眼睛——叛徒的眼睛。要是有人热情地搂住你，你一定要说：面包没有，牛奶也没有。那人就会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可见，作为青年流行文化的列宁电影不仅成为一种符号，甚至超出符号的限界成为意义本身。
影像“是共同体的感性实验空间”。作为极具传播效应的政治符号，列宁电影在传播过程中，既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任，也塑造着中国人的记忆空间。影像中的列宁及其故事，不仅反复规训着人们的思想世界，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融入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成为生命记忆的一部分，并在幽暗中时刻等待着询唤，这正是列宁电影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文化意义之所在。
四、结语
长期在电影领域工作的戴光晰曾在谈及《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电影时说道：“我们中国人印象里的列宁，就是从这两部影片里来的，虽然谁也没看见过列宁。”的确，列宁电影在中国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导向明确、情感激烈的政治象征，是中国人认识列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苏联以及感知现实政治形势的重要思想资源，对新中国的政治运动和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产生独特影响，其传播历程也同国际国内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列宁电影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缺少的电影光斑。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以国家为主导的电影体制正式确立。列宁电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且持续的放映，推动了新中国政治运动的发展，更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生根发芽，为中国本土戏剧形式所接纳和再创作，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在中苏交恶时期，列宁电影成为中共反修防修的文艺利器，形塑了不只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更给那时的中国青年留下深刻的革命浪漫主义印痕。历史仍在变迁，列宁电影仍会继续被人们观看、欣赏、感悟，列宁本人所代表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仍将长存于世，历久弥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