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动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国家层面对于包括改革开放史在内的“五史”研究的大力倡导，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近些年来持续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已然成为党史研究的热点领域。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史研究远未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造成这种情势和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仍然有所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改革开放史研究学术规范的前置性考量。鉴于此，本刊拟长期开设“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术体系与理论方法”笔谈栏目，约请具有相关研究经历和学术成就的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立足自身研究，总结学术经验，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史基础理论问题的广泛探讨和深度建构，切实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术进步。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书写的基本逻辑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书写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课题和任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改革开放历史书写要把握三重逻辑。
一、探寻改革开放发生的逻辑动力
改革开放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具有时间过程和空间结构的双重原因。书写改革开放历史，就必须对改革开放的发生原因和动力进行分析，从而确认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将改革开放的内在本质揭示出来，为叙述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提供基础性支撑。
第一，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张力。客观现实决定主观认知，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推动力，就是中国经济社会落后现状与人民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观认知之间的矛盾张力，改革开放历史的书写必须从这些方面展现和揭示这种动力。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第二，国内现状与国际发展的比较压力。中国改革开放总体上是一场内生型的制度变革，但这种内生型变革是承接外部压力之后的动力转换，中国共产党将空间结构差异的压力转换为自我变革的动力。空间结构压力来自中国自身发展的落后状态与国际竞争需要之间的巨大落差。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经济完成新一轮结构性升级，微电子时代到来，而封闭于世界之外的中国经济没有能够跟上这一时代变化的潮流。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共高层领导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崛起，给中国造成了经济压力；二是中西两种制度的经济差距，给中国带来了意识形态压力。外部压力迫使中共高层领导人必须认真应对，否则就会对政权的合理性与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重要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同月，在日本访问期间乘坐新干线列车之后，邓小平承认有一种压迫感：“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感觉到快”“催人跑”，就是一种外部压力。
第三，政策僵化与人民创新的实践引力。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实践上切入，而不是在理论上预设，思想解放也是从实践总结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第一大重要行动是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这一机制是中国农民的实践创造。这一创造是可以经受效果检验的直接行动，具有强烈的现实对应性，富有矫正错误政策、回归现实需要的勇气，同时又具备服从大局、立足现实的技术和策略。它是对人民公社过度集体化负面影响的缓冲，同时又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这种创造产生了良好的实践效果，自1956年之后，这种探索和创造一直没有中断过，有着不同的程度和类型。直到1978年，大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探索和创造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在全国涌现，成为引领和推动全国各行各业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和示范。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动能。改革开放历史的书写要坚持把人民实践放在第一位的唯物史观原则。邓小平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
二、建构改革开放变迁的逻辑过程
历史过程是杂乱无章的现象下各要素综合制约的平衡结果。这种制约和平衡就是历史的本质，就是在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基础上的变迁和演进。只有深入历史现象的内部，才能抓住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和呈现历史的本质过程。
第一，把握连续性与阶段性结合。改革开放是连续性长期行动，不是一个即时短期的社会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一直持续到今天40多年，且还要在未来不断推进和深化。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看，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史诗的华彩乐章。习近平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历史整体中的一个连续性过程，历史书写必须把这个连续过程的逻辑联系清晰表达出来。
改革开放又是一个具有明显阶段性的历史过程，每个阶段有着自身的历史任务和完成历史任务的环境条件。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改革开放的几个历史阶段进行总结，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十八大等重要会议为节点进行阐述，为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建构提供了重要遵循。在这一重要论述指导下，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性划分，还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和表达。例如，从改革开放的内容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2年的启动阶段，1992年至2012年的拓展阶段，2012年之后的深化阶段。三个阶段呈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过程。这一辩证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改革开放历史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是建构完整的改革开放历史变迁逻辑过程的重要依据，需要认真总结和提炼。
第二，注重整体性与局部性联动。改革开放的空间观念不仅建立在中外空间差异格局的基础之上，而且是基于对中国自身空间差异格局的认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发展基础都有很大的差别，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很大。改革开放启动首先选择在相对容易突破的空间上。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体现了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在社会空间上，对内改革从农村率先启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为先导。改革从农村而不是从城市启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空间选择上的智慧与策略。农村发展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地位，同时在农村启动改革思想阻力较小，能够将改革的风险降到最低。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二是在自然空间上，对外开放依照东南沿海局部积极推进带动全国改革开放整体发展的原则。对外开放的启动和推进是从沿海到内陆的顺序执行的。这种空间理念是基于沿海经济基础及其与世界的空间联系而确定的。事实证明，这一空间顺序是正确的。在沿海开放的具体空间选择上，也是经过精心考虑和设计的。中国沿海空间很大，情况各有不同，决策者没有将对外开放的最初切入点放在北方沿海，也没有放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华东沿海，而是放在华南沿海。这种开放空间布局是历史传统、政治条件和海外联系等因素综合考量的必然结果，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智慧和行动策略。华南沿海地区离北京政治中心较远，政治风险降到了最低，离上海经济中心也有一定的距离，经济风险也不高，同时，又有海外特别是港澳台因素的联动，能够较好地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
第三，突出改革开放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国改革开放自一开始在主体与对象上的定位就比较明确，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自身体制机制与政策措施的调整和完善，达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决定了改革开放是主体对自身缺陷和不足进行改进、补充与完善，而不是对自身的放弃与破坏。这就从思想上避免了“左”和右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即固守教条的“僵化”倾向和全盘否定的“自由化”倾向，在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保持了行动的清晰边界，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自我反思而不是自我否定，是自我完善而不是推倒重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区别于其他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十分强调改革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期和深水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注重从哲学高度认识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和规律性，提出了“刀口向内”“壮士断腕”等口号，将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主体与客体同一性哲学原则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改革，坚决端正思想认识，坚持从改革大局出发，坚定抓好改革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重点要破字当头、迎难而上，根本要激发动力、让人民群众不断有获得感。”自我革命既将自身作为改革的主体，又将自身作为改革的对象，勇于正视和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是由自己而不是由他人开刀。把握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就是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和处理改革的坚持原则与发展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是对自身的改革开放，所以既要坚持自身的连续性和原则性，同时又要坚持自身的时代性和创新性。
三、评价改革开放成效的逻辑结果
改革开放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对不同群体的利益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对改革开放成效的评价与认同也存在区别。改革开放的历史书写，应该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从长远和整体角度对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进行公正评价。
第一，准确表达改革开放的成就。改革开放历史书写，要从定性结构的高度和定量结构的深度呈现与展示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及其深远影响，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成就歌颂和经验介绍上。首先，要表达整体价值与意义，从宏观视角将改革开放的成就清晰表达出来。现有改革开放的成就叙述，还显得有些浅表，还需要提升改革开放40余年宏观绝对成就的政治视角，将中国社会甚至国际社会关于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主观感受真正表达出来，深入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层价值结构和意义框架中去进行提炼和表述，而不是停留在经济学的统计意义上，要上升到社会学和哲学高度去看待改革开放的意义与价值。其次，要表达相对价值与意义。相对价值与意义是指在短期和局部产生的积极正面的效果与影响。要将改革开放政策和行动放在应有的时间和空间中去考察和评价，如果离开了特定的时空语境，就会把相对意义夸大成绝对意义。
第二，深刻揭示改革开放的影响。成就之所以会受到主体的接受和肯定，在于这些成就能够对主体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这就是成就的价值属性。改革开放历史的研究与书写，必须把成就影响的指向清晰表达出来：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行动，积极效果最后惠及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体，要对惠及程度大小的结构性进行比较。如财税体制改革，不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行动，在总体惠及效果的绝对前提下，其成就的指向就有着较大的区别。在财税包干的改革政策之下，经济增长快的地区受到较大的惠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省份受到这一政策的正面意义影响最大；在分税制改革以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一些落后地区又受到了较大的惠及。
明确改革开放成就影响的指向之后，还需要对这种影响的路径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令人信服地揭示主体受益于改革开放成就的具体机理，从而使主体真正提高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了农民获取了一定的短期意义和价值之外，真正长期获得利益和价值的是城镇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一命题不能够成立，所以就要分析这种意义与价值的发生机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过剩，给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而这种廉价劳动力又与海外正在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形成了比较优势，对海外资本产生了虹吸效应，海外资本的涌入成为推动东南沿海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第三，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主观动机与客观结果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历史书写中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关系，需要把握三方面原则。首先，检视动机本身合理程度。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些具体行动的动机本身不太明确，从而导致了与改革开放根本目的之间的错位。如教育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倾向及措施，与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背离，违背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其次，考察动机实现条件约束。有些动机本身是合理可行的，但在不同的空间中，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会出现一定差异。例如，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动机是合理正确的，在大部分地区实施进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但少数地区的主观动机受到空间特定要素的严重约束而无法实现既定的目的，东北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就是例证。再次，分析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即时关系与长期影响。改革开放是广泛而长期的时空转换过程，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对接与吻合也需要从长时间和全方位的角度加以考察和书写，不能简单从当下的视角来看待。例如，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扩大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短期会出现境外西化、分化思潮和观念的渗透，与扩大开放的动机出现背离，但是从长远来看，对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科技水平和管理能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有着积极作用，同扩大开放的初心是一致的。
（作者：谢迪斌，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国际社会需要与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已经并将更为深刻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格局，对世界的影响日渐深远。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多年，吸引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较长时期的关注和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等学术刊物及部分学界先进的积极呼吁和组织下，近年来党史国史研究工作者也逐渐开始重视改革开放史研究，并卓有成效。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两个事件组成；但开放与改革又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中国的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没有对外开放，改革难以取得预期成就；没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但现有研究成果除部分外交史外，大多是基于中国本位的单向度叙事，对外部世界的观照严重不足，这显然无益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改革开放是中国扩大与世界的交往，进而改革和理顺内部诸多关系的大事件，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早期尤其是与西方主要国家之间双边、多边互动的事情。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中国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影响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趣也日益增加；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更好地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也必须回应当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因此，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特别关注中外互动，从互动中理解双方的需求，从国际视角看待双方的异同，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以应对当下局势。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主导进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事件，其主体自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必然之选。但是，没有国际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没有外部世界的积极回应和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顺利，更无法预期取得更大的进步。实际上，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开展良性互动的时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长足发展的时期；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关系出现矛盾、停滞甚至倒退的时期，就是改革开放事业遭遇挫折的时期。但检视现有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后发现，绝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单向度入手进行研究，关于国际社会自身的变化、各主要国家自身的国内外战略变化及其对中国的需求等问题则避而不谈，缺少从中国与世界两个角度切入的视野。但是，不研究中外互动和互需，实际上就难以理解改革开放史上诸多问题。本文从改革开放起步史、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调整等三个方面，对外部世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略作申述，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重视，并做更具体的细致研究。
一、外部世界变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
了解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变化，是研究改革开放起步史的基本切入点之一。只有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世界主要国家自身国际、国内战略的变化，了解其对中国市场、劳动力和资源的需求，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何以能顺利起步。
关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问题，学界大多强调“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民生困苦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遭遇的困境等因素。虽然也有学者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因而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或者认为改革开放的缘起包含国内、国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但后两者仍然是从中国的需要这一角度来解释改革开放的出现。事实上，中国的需要是一个问题，世界是否响应和满足中国的需要则是另一个问题；而世界之所以响应和满足中国的需要，只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适应了世界的需要。否则，即使中国自己打开了大门，但如果客人不进来，资金、技术、人才等不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达不到目标，更不可能进而推动中国的对内改革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谷牧曾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松散。但是，这主要不能归因于我国，更不是中央决策的失误，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封锁。”邓小平也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由双方的条件和需要决定的，不能只从中国方面考虑问题。因此，研究改革开放起步史，一定要特别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前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需要或期待，考察他们的需要与他们自身国际、国内战略变化之间的关系；详细考察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态度及反应，才能更加深入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及其早期取得的巨大成就。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初步发展期，以美国、西欧、日本为主体的西方世界经历了战后复苏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繁荣后，经济发展进入明显滞胀状态，社会问题丛生。1973年发生的世界石油危机进一步引发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国家大规模的政策改革和思潮变迁。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贬值，切断美元与黄金的硬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进入全球性通货膨胀时代。随后两次世界石油危机与美国三次大规模滞胀相继发生，使得美国更加迫切需要寻求外部市场以转移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主要发生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同样迫切需要进一步拓展市场和向落后地区转移过剩产能。因此，为缓解和摆脱严重的经济滞胀和社会危机，西方国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投资渠道、开拓新的市场和转移生产力。中国政府恰在此时开始探索改革开放的可能性，其巨大的市场、庞大的消费人群和可预期的发展前景，对西方世界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新中国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考察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欧洲五国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受到超规格接待，各国总统、总理、国王等亲自会见、会谈，“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实际反映出各国期待与中国发展积极关系的迫切性。五国政界和工商界都表示愿意为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技术、资金和设备，并对中国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以及未来长久的发展潜力充满兴趣。在中国为发展资金匮乏发愁的时候，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主动提出提供5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根本无需谈判，“握握手就算定了”；世界银行高级官员甚至批评中国在争取世行贷款时太保守，建议中国加大利用世行贷款力度。谷牧离开丹麦赴联邦德国访问时，到机场送行的丹麦代首相还跟他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一下小国。”这些事例都说明西方世界正苦于投资无门，技术和产品销路不畅，因而对中国实行走向世界的战略非常感兴趣，希望与中国建立积极的经济关系。
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战后在美国扶持下，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但同样遭到了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创，一度出现经济负增长。尤其是在美苏军备竞赛的紧张关头，美国及其盟国也都要求日本“发挥与其地位相应的作用”，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务开支、缓和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等。也就是说，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此前埋头发展经济而将防务等交由美国负责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正面临着日益加重的来自盟友方的压力。为此，日本对其能源安全与海外市场布局有了更为现实的考虑。中国恰逢其时启动的对外开放，正好为其积极争取和开拓中国大市场提供了良机。1978年10月，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同样受到日本政府超规格接待，其安保措施甚至超过了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访日时的措施。这固然与此次邓小平访日主要工作是见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签字换文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日本对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的迫切心理和期待。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由此掀起一轮美国各界尤其是经济、财政、工商等领域人士的访华热潮。1979年1月2日，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就迫不及待地到访中国，并拜见了邓小平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1月9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率领美国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中国。另外，美国新闻记者、新闻出版界人士以及报纸杂志的总编、社长纷纷访问中国，寻找合作机会等。这些都说明美国各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充满期待，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来，并渴望从中获益。
可见，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美国，都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和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策略的调整，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出现了积极转变倾向，因而都特别关注并积极回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启动的改革开放。也正是因为西方的积极回应、支持甚至鼓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正式启动和发展。否则，中国改革开放所需的资金、技术、设备等都无法得到满足，更不要说通过与西方的合作，改善国内的生产结构，实现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更高层次目标的实现。因此，改革开放起步史的研究，必须更多考察外部世界尤其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出现的变化及其对华政策调整后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忽略外部世界变化，单纯从中国自身的需求去探讨这一问题，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实际上，邓小平也说过：“对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今天研究改革开放史，更应该具有国际化的大视野，要从中外双方的需求入手研究，尤其要关注世界方面的需求，才能更立体、全面地梳理清楚改革开放的兴起史。
二、外部世界需要与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
更多观照外部世界的需要，才能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史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各种试错、调整；虽然整体上发展速度相当快，但也并非始终匀速发展，而是有快有慢：有高速发展的时机，也有挫折不断的阶段。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没有任何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自然难免会有失误，需要不断调整；另一方面也与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回应是否积极、正面有关。当然，外部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态度和政策是由其自身利益决定的，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或者跟中国产生冲突，都是从其国际、国内战略需要出发，有时积极主动回应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时甚至调整自身战略来满足中国的需要，以便从中国获取更大利益；有时又会采取对抗、限制性措施，来迫使中国做出让步，甚至阻遏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因此，在研究改革开放史的时候，必须关注中国政策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应，关注这些政策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需要，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政策取得的成就或者遭受的挫折。
改革开放初期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契机。1972年2月，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但此后经历了长达6年多的交涉，建交协议迟迟不能签订。1978年突然峰回路转，4月，美国总统卡特谈话指出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最大利益；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强调“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对美国有利”；7月，中美双方开始建交谈判；12月，双方确认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展背后，除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外，不能不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激增，尤其是此时期中国同日本、西欧经贸往来的快速发展对美国形成了强大的刺激。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1974年双方签订贸易、航空、海运等协定，随后开始酝酿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中美建交谈判进展缓慢的6年中，中日、中欧共同体签订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发展很快，1978年上半年，“共同体市场向中国的出口比美国的出口多3倍，日本向中国的出口比美国的出口多5倍”。面对日益开放的中国大市场，美国自然需要尽快抓住机会去占领，迅速建立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成为当务之急。
中美建交后，双方高层领导人互动频繁，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关系都得到较快发展，双方进出口额迅速增加。中国利用与美国的关系，合作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同时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美国虽然始终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挑起事端，但为了保持和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也在不断调整政策，以回应中国的改革开放。1979年到1988年中美建交的最初10年，双方关系虽然一直存在各种摩擦，但整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良性互动态势”，两国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亿美元。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这10年内进展也较为顺利，取得了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也只有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改革开放才能取得预期成就，中国自身的影响力才能越来越大。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改革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息息相关。世界是否能够走向和平、稳定和发展，会对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带来重大影响，同时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也将在世界上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经过10来年的发展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解决新旧体制之间深层矛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在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问题上，领导层之间在思想、理念与认识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从而给改革开放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1988年中国实行“价格闯关”政策受挫后，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风波。1989年6月，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平息风波后，美国中止中美高层接触和交流，停止对话，禁止高技术出口，停止军事合作，开始制裁中国。日本、西欧各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紧随其后，纷纷对中国挥起制裁大棒。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短时间内降至冰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由此面临严峻挑战，改革开放的步伐被迫放慢，许多措施开始收缩。其时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回落：1988年中国进出口增长率为24.37%，1989年骤降到8.66%，1990年进一步下降到3.36%，到1991年才触底反弹，增至17.49%。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势头放缓，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初创即遭重创，再加上国内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抑制。1988年中国GDP增长率为24.7%，1989年降到13%，1990年降到9.9%，1991年才重回两位数16.7%。同时期，中国的进出口增长率也出现了较大波动，1988年进口增长率27.9%，出口增长率20.5%；1989年二者分别变成了7%和10.6%；1990年进口更是出现了近10%的负增长。可见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倒退和矛盾升级，阻滞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从中外双方的政策和态度上去分析，才能明了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才能更好理解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
1991年中国经济重新稳定并有所发展，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中国向世界宣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并且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同时，西方国家在封锁、制裁中国的过程中，自身也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与进出口相关的工商业遭受了重大损失，迫切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因此各国政府不得不逐步调整对华政策，使得中外从对抗再次逐步走向合作。日本首先采取措施部分恢复与中国的关系。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与中国签订了160亿法郎的大订单，同年中国与德国的贸易额增长了90%。法国一些知名人士、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纷纷寻找机会访问中国，试图为恢复两国关系斡旋，但由于法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而始终未能突破，直到1994年1月中法两国同时发表经过艰难谈判达成的联合公报，“恢复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同年1—5月，中法贸易额达到12.1亿美元，比1993年同期增长25.7%。而此前的1993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本东京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时，提出“开始重新研究对华政策”。同年9月，克林顿进一步宣布对华实行“全面接触”新战略，开始恢复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触。11月，克林顿与赴西雅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晤，中美关系开始好转。随着西方主要国家逐步恢复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的进出口额迅速增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年增几十亿美元，到1992年、1993年后的年均增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GDP增长率也随之走出低增长态势，从1992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轮高速增长期。此后虽然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事件影响而有所回落，但很快又走上上升通道。因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应对危机中不以邻为壑，为克服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危害作出了巨大贡献，更好地满足了世界的需求，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品质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外部世界越来越需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来越期待中国更好地遵守并维护国际规则、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助力世界落后地区的发展和全球贫困、动乱等问题的解决，总之，越来越需要中国发挥全球大国的作用，体现大国担当。而中国也不负众望，在20世纪90年代就基本确立起“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既不卷入不必要的国际矛盾之中，更不带头称霸，但又强调“有所作为”，“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9·11”事件后，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合作反恐，为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作出贡献。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更是全面融入世界，全面拥抱全球化进程，不仅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更成为自由贸易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促进了全球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些行动既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也进一步适应和满足了外部世界的需要和期待，因此使得中国得以持续保持比较高速度的增长，取得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成就。
由上可知，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需要以及他们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虽然中国可以通过调整政策以适应外部环境，也可以通过广交朋友分化瓦解不友好力量的破坏性，进而减少改革开放与自身发展的阻力和困难，但是更明确地向世界表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更清晰地证明中国持续开放的方向，更坚定地遵守国际规则和维护国际秩序，可以更好地赢得外部世界的信任和尊重，从而满足国际社会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获益的期待，更好地实现合作共赢。从这个角度而言，只有更全面地关注外部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和态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
三、回应外部世界关切与改革开放政策的调整
更多注意外部世界关切，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变迁与调整。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世界积极回应和支持才能获得成功，如果中国的政策和措施不能吸引外人合作，改革开放将无以为继或难以有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当然是契合中国自身的需要，但同时必须照顾到世界的需要。虽然中国不可能完全迎合外部世界的要求，但是在合作互利的原则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必须有利于世界，有利于交往的双方和多方，自己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而外方借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获取正当利益，才会积极开展与中方的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双赢。正如邓小平所言，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如此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西欧国家一方面对中国市场感兴趣，对与中国发生经济关系感兴趣；另一方面更期待中国稳定，成为世界局势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就像谷牧看到的那样，西欧“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有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欧洲，稳定世界局势就好办得多”。改革以来，中国日益受到世界尤其是各主要国家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变化是外界持续敏感的话题。世界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真诚度、持续性等问题一直有不同的判断和猜度，一旦中国的政策出现调整，或因内部改革发生困难，外部世界就猜测中国政策是否又要收缩。明乎此，就能理解，为何中共高层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及随后的“治理整顿”时期，都会在不同场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外界透露信息并一再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不变。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上半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不断提到中国的价格改革必须坚持推行，并不断强调中国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们现在不是要收，而是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正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牵动世界神经的大事件，看起来完全是中国内政的“价格闯关”等事宜，中央领导人也必须反复向世界表明立场，以打消外人疑虑，避免因外部猜疑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1997年7月开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货币相继暴跌或主动贬值，进而冲击日本金融市场，到1998年亚洲股市、汇市连连走低，东亚、东南亚金融风暴跌宕不已。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也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吸收外资数量连续减少；商品外销不畅，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1998年出口增长率从1997年的21%陡降到0.5%；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增加。同时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没有多少道理”地指责中国，把责任推给中国。随着邻国相继通过贬值自身货币以转嫁危机和减轻本国损失，金融危机进一步向外界传导，引发全世界对亚洲经济局势的担忧。中国顶住压力，向国际社会坚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提振了投资者对本地区的信心，对维护亚洲金融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大提升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威信。同时，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危机，如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严防资本非法流出等。中国政府的举措不仅有效缓解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而且也有利于帮助邻国走出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实际上，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如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就是将此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变成了实质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这只是中国政策与外部世界关切变动的典型例子之一，而这类变动不结合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和关切来进行考察，有时候就会难以理解。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对外贸易政策有更大力度的调整。首先，按照WTO规则和中国的入世承诺，对中国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全面调整，建立开放、透明、公正的对外贸易体制。其次，大幅度降低关税，推进货物贸易自由化。中国用15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追求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其行动本身就表明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又积极履行责任和义务，认真修改、调整外贸政策，实际上都是以实际行动回应外部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切和期望。面对外部世界的关切，中国政府既要保持改革开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又要适时调整政策以回应；引入外部世界这个视角来观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变化历程。
回顾改革开放史会发现，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成就，恰恰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适应了世界各国发展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得到了世界各大经济体的青睐，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适应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和产能转移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实行“三来一补”“大进大出”的开放战略，通过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实现对外贸易的第一次飞跃和国民经济的初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全面出口导向战略，有效承接国际资金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并在接收发达国家过剩生产能力的同时实现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能力提升；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积极加入WTO，走向全面开放，积极承接国际高新技术产业生产能力的转移，带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成为出口产品新的增长点。因此，在研究改革开放史中各项政策的出台及调整的时候，不能仅仅从中国自身去考虑，还要从世界的需要尤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界的需求两个方面进行考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
世界接纳和拥抱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世界对中国的需要紧密相关；世界对中国的排斥和阻遏，亦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恐惧相关；中国诸多涉及改革开放各方面内外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同样与外部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期待和认识相关。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不管是成功经验的总结，还是挫折教训的归纳，或者是对整个历史过程充满变数的认识和理解，都必须充分观照自身以外的因素。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要用世界的眼光去观察、分析和评价，“要有世界眼光，要把中国与世界打通”。唯其如此，改革开放史研究才能进一步打开局面，更好地提升学术水准。同时，充分考虑和观照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和态度，可为中国更好地应对复杂局势提供历史的经验借鉴。在全球化面临挑战的当下，更好地回顾和研究全球化大发展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梳理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对世界需求和世界变化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也能为当下解决中国自身面临的困境提供中国智慧。
（作者：阮清华，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上海史研究中心主任）
在比较视域中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进一步表明，现代化并无统一模式，各国应对现代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把对具体问题的历史概述视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往往是危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西方观念和制度的简单移植，传统与现代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善恶两极。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颠覆了我们许多已有观念，许多事情亟需重新认识。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在比较视域中以经验性问题为单位加以深入研究。
一是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即比较新中国70年前后两个时期现代化模式异同及其关系。通俗而言，改革开放一是“开放”，二是“放开”，都是针对新中国前30年政治经济体制而言的。“开放”是打破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向所有发达国家学习；“放开”是缩小国家直接控制领域，扩大社会自主权。而两者都内含一点，即以物质激励代替道德激励作为人们行为的推动力。新中国前30年主要是以革命精神作为主要驱动力、运用群众运动来推进现代化，强调政治挂帅。现代化需要专业化和科层化，需要纪律和规则，这无疑对基于意志和理想的自发力量起着一定的瓦解作用。一般而言，劳动分工对应于权威的等级模式，即以理性—法制为基础的科层制，而非群众参与性的决策机制。然而，在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要领导人将科层组织的官僚化视为人的一种特殊态度，一种源自轻视体力劳动的传统精英态度，认为是这种态度暗中消解着革命理想。其实，新中国70年前后两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享着同一基本理念，即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并超越西方以规避现代化的弊端；也都面临这样一个基本困境，即如何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以克服价值尺度和发展尺度的两难。革命承载着历史使命，蕴含着价值导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谋求共同富裕。然而实践证明，前30年的现代化道路是曲折的，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在此，需要反思的是，革命型路径是如何阻碍现代化的，是革命化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逻辑规则呢，还是革命化本身在日常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即会发生异化？两个时期的一大差异在于推动力的更换，共同的问题却依然是如何处理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现代化对知识和科学的高度依存，对科层制的内在需要，都促使中国社会不断分化，逐步向“精英社会”转变。在找到一个解决现代化动力方案实现经济腾飞之后，其所留下的贫富差距问题又使得现代化的价值导向问题呈现了出来。
遍览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堪称是较为成功地走出苏联模式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有学者认为，地方分权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形成了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在改革前后看似迥异的体制和政策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延续性？这也需要与苏联和东欧剧变前政治经济体制加以比较。一般认为，小农经济难以支撑工业化，农业合作化是社会主义国家汲取农业资源支援工业化的必然举措。然而，小农制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工业化的促进因素，而拉美大庄园制成为阻碍工业化的保守力量。改革前后农村土地政策是否印证了小农制更有利于工业化？是否是农业商业化难易程度而非经营规模才是促进或阻碍工业化的关键？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即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比较，探求中国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不足。一般认为，私有制而非公有制才是市场的天然盟友。然而，改革开放一大创举即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也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资产可通过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来满足市场经济内含独立产权主体的要求。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政企关系以及公有制经济市场活力如何。公有制当然应该涵括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但经营性资产才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点。在经济运行中，国有资产“应该是指经营性资产，不包括资源性资产”。有学者根据公有经营性资产占社会经营性总资产比例下降而得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动摇”的结论，或认为非公经济产出占比已超公有制经济而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显然都忽略了现阶段的所有制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如军队是实现政治任务的军事集团，公有制企业应是实现政治任务的经济集团。那么，公有制企业如何发挥其所应有的经济作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和政治作用，此时期国有企业在改善民生方面作出多大贡献，某些结构性短缺是否依然源于国家与企业间的“父爱主义”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企业软预算约束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有一个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现象。中国名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南称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而古巴坚持不搞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会冲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从历史上看，公有制是作为从根本上解决根源于私有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危机和两极分化——的替代方案而出现的。然而不难发现，非公经济发展快慢与本地区整体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升降恰成正比。如何在理论上解释这一问题？是否可以说经济发展及民生改善主要在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而非具体的所有制形态，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及其他杠杆工具消除私有制的负面作用是否可使其转化为几无剥削而更具积极作用的私有制？由此，社会主义可以不再是某种固定的制度样式，而是一组价值目标？
三是党和政府的作用问题，即比较中国党和政府与他国诸政党和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以探求权威中心与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突出了对权力的强调。纵观英美法德意诸发达国家现代史，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强有力的权威中心是现代化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往往由强有力的政党来主导，存在一个以政党为制度变迁主要推动力量的阶段。在这些国家中，由于自身内部经济动力不足，又要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关键环节，还要解决因社会结构变动而产生的不稳定问题，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中心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至关重要。在现代化的启动过程中，非经济因素往往重于经济因素；工业起步越晚，政党和政府干预力度就越大；不是国家产生政党，而是政党塑造国家。例如，印度现代化过程是由尼赫鲁家族式的“强人政治”主导的；新加坡是以议会政体为形式的特殊形态强人政治；马来西亚由总理马哈蒂尔长期执政；印尼由总统苏哈托长期统治；日本则先是天皇和德川政府构成权威中心，后是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由此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强势国家力量的政治资源，来实现对全国的有力组织和动员，并以此为杠杆，来发展市场经济”。因此，改革开放时期党和政府对于社会的渗透力问题，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权力的收放之间哪些经验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值得反思？制度只能是内生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以及拉美经济发展的教训是否可以印证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西方民主政治并不一定能够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而东方威权政治也并不像批评者所言一定就会阻碍经济发展？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一般而言会出现市场调节被政治因素干扰、经济效益较低、社会缺乏创造力等问题，那么中国的情形如何？现代政治是政治领域民主化与行政领域集权化的结合，诞生于革命时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此有诸多契合之处，也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
现代化过程所包含的不同内容和因素并不总是和谐互容，有些甚至相互冲突。因而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都需要强有力的宏观整合能力，以防止“软政权化”（即行政命令贯彻能力弱化、行政实施效率低下和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所引起的综合现象）和分利集团化（即利益集团为自身狭隘利益而阻碍技术和社会进步）两大问题。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如何应对这两大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发现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难免伴随腐败现象，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由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发展,为权力寻租造就诸多机会。党管一切的同时也使得党成为国家一切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越南共产党政治革新中“四驾马车体系”以及重大事项集体讨论与票决制度、国会代表质询制度、引咎辞职制度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是否可为一党执政下实现有效的权力制衡提供参考？在此可将中国反腐制度建设与越南、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相关制度建设加以比较研究。
四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向问题，即与社会主义诸国现代化过程加以比较探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此历程中的演变和走向。意识形态塑造的是一种具有神圣性的政治信仰。然而，现代化也是世俗化，是一个意识形态祛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往往会从硬约束的蓝图演变为作为制约手段的尺子，甚而至于会仅仅作为一种修辞的图章而存在。诚然，一种模式是否优越，不能仅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标签来判断，而要靠实践来检验。然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论的从属性将使其处于被动地位，在此情况下又如何发挥其统合和引领人们意志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亚非拉国家纷纷宣布信奉社会主义，在其看来：“社会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不是社会形态，也不是阶级斗争的目标，而是尽快摆脱落后状态的有效途径，是现代化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但邓小平始终告诫人们：“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作为现代化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古巴不搞市场经济，把已经推出和实现的各项改革方案都与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价值目标联系在一起。由此，考察古巴改革能否持续以及非市场经济环境下能否有效维护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或具有参考作用。越南理论界不少人士认为瑞典模式值得借鉴，而以阮德平为代表的一派明确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在此，改革开放时期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西方自由主义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对立还是互融——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
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部分。中国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南致力于构建以胡志明思想为主体的思想理论体系，朝鲜致力于构建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古巴致力于构建马蒂主义和卡斯特罗思想，老挝致力于构建凯山·丰威汉思想。在这里，需要追问的是，这些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本国传统思想文化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具有本国特色的思想体系是否能够涵括并引导日益分化群体的心理状态和利益诉求、社会信仰缺失与泛意识形态化是否相关、如何防止意识形态绑架现实政治等等。与之相关的一个现实困境是泛意识形态化问题。泛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随意性、暂时性和短效性以及某种程度的功利性，会使社会主义理论自身的核心价值受到侵蚀，甚至会导致社会信仰和政府公信力危机。
五是精神文化因素的作用问题，即比较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原有精神文化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一般认为，儒家思想不是催生现代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儒家思想没有清教徒那种生活于此世却不依赖于此世的功利主义，“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但现实案例表明，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并非绝然背道而驰。传统文化不一定是包袱，也许会成为动力。就学理而言，儒家文化的本质是等差之爱，而非三纲五常等外在伦理关系。日本即利用儒家式以次序、服从协调为特点的等级制度，避免了社会转型期可能出现的无序状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以及家族式福利制度使员工保有一种安全感。现代化以平等与成就作为判断标准，而印度种姓文化以出身与等级作为判断标准，正如印度教不可能使主张社会变化的运动合法化一样，都对现代化具有阻滞作用。就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对照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考察以政府导向的发展主义与儒家“仁政”观念以及家长制有无内在关系、传统伦理观念及家族形态是否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内聚力的一个源泉、家族伦理和人情社会在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的形成有无关系等问题。另外，就国内而言，地域性的日常伦理关系、交往方式、群体心态、风俗习惯以及价值取向等都值得深入比较探究。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发动机，知识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到人的素质以及接纳新事物的能力和首创精神。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即以高识字率著称。韩国现代化即从抓教育开始，其重要经验就是教育的发展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印度一直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龙头，科技和管理教育是其强项。我们需要对比考察这一时期教育发展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影响，寻找优势和不足。
人类社会是在互通互融中前进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方式，不是一个是非和优劣问题，而是一个机会和选择问题，在此不应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极端逻辑。同时，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常态。在比较视域中对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和政府的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向和精神文化因素的作用等五个主题加以研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必将大有裨益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良性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构建。
（作者：孟永，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
改革开放口述史研究之省思
现代口述史学不同于中国古已有之的“采风”，有其自身规范章则，属于史学重要分支。一般意义而言，现代口述史的起源往往可追溯至美国学者阿兰·内文斯，以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口述历史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现代口述史传入中国，历经数十年发展，就目前形势而言，正处方兴未艾之势。虽然现代口述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未与改革开放严密同步，但其与改革开放的深化存有显著共时性。现代口述史学不仅能给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资源，而且能创新历史书写的思维模式。改革开放史与口述史结合之改革开放口述史的实践成果也颇为丰富，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改革开放史除需要利用档案、报刊、日记等传统史料外，也宜利用口述史料更好地还原改革开放过程中大小事件和人物的多维面相，进而深化相关研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发展至今仅30余年，改革开放史的勃兴也属晚近之事，二者本有诸多关联，在丰富的改革开放口述史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显得相当必要。
一、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史研究与其他时段的历史研究相较，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即属于进行时。这使其研究具有较强的现时性特点，不难看出，诸多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成果，在特定意义上都有“口述史”的特点，因研究者既是改革开放的研究者，又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正因这两重身份，使改革开放史研究有了更多的“叙事”色彩。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推行至今已有40余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以说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发展与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也不断丰富和深入。改革开放史理应受到重视，但某些研究者秉持“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原则，长期以来改革开放史研究略显薄弱。所幸近年来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同时，从历史维度进行探讨并予以现实关照的著述逐渐增多。
较有代表者如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著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李正华撰写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田曾佩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1978—2018）》等。纵览这些著述的参考文献和资料选集，多为领导人文选、党政报告、报刊文章以及国史基本史料，包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其中尚未见口述史料的大量采用和深度解析。
据研究者统计，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改革开放史研究出现了显著高潮。其中，著作超过800种，论文超过3万篇，这些著述包罗万象，涵盖改革开放方方面面，虽然经济体制改革依旧是重要内容，但民主政治、法律建设、科教文卫、思想演进、社会变迁等方面皆有研究成果出现。可见，改革开放史研究已经有了极大发展和推进，而这些与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化关系密切。
改革开放史研究著述中有一个典型特色，即各种回忆录、口述实录、亲历记纷纷出版发行，这些从大的范围而言皆可归入“口述资料”。改革开放口述史异彩纷呈，亦证实改革开放史的不少研究者本身即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欧阳淞、高永中主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精选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决策和重大事件，访谈万里、谷牧、陈锦华等老领导人，用口述史的形式呈现改革开放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通过亲历者说话或更具权威性。曲青山、吴德刚主编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作为“中国共产党口述史”书系之一种，访谈了胡福明、袁宝华、王梦奎等当事人，回顾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大事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这些口述史访谈丰富了世人对改革开放的认知，使诸多历史真相呈现于世。不少改革开放时代领导人的访谈录、回忆录等也有出版，不仅使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有了较清晰的面目，同时也丰富了原国家领导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如《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温家宝地质笔记》《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等诸多原国家领导人的“口述资料”，极大丰富了国家层面改革开放史的研究。
此外，诸多地方性改革开放口述史著述纷纷出版，使地方改革开放进程与细节更为清晰。如今改革开放口述史编写队伍呈多元化趋势，已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特别是深圳、汕头、珠海、上海、小岗村等一批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城市和乡镇的口述资料整理成果颇丰。如《深圳口述史（1992—2002）》（上、中、下卷），《口述深圳：一位农民建筑工的城市梦想》，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二辑），广东省档案馆编著的《广东改革开放先行者口述实录》，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著的《口述上海——改革创新（1992—2002）》，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其他还有如曲青山、吴德刚主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地方卷）》，以及不胜枚举的各地改革开放口述史，诸如曲青山主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有广东、陕西、安徽、重庆、山西等地方卷。“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也出版有嘉定、金山、奉贤、上海、普陀、青浦等各卷。这些口述史成果不仅纪念和讲述着改革开放历史，而且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经验。
二、研究特点
改革开放口述史作为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具有以下三个方面显著特点。
第一，改革开放口述史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诸多口述访谈材料往往能提供更鲜活的事件细节，改革开放口述史作为其中一种自然也不例外。正因强调事实，也使其更具可读性。如作为工作人员亲身经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陈开枝，讲述广州改革开放之初遭受的争议：“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大争议，包括在高层。当中央同意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试办经济特区时，中央有关机构搞了一个文件，叫《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是警告你，特区可能变成租界。主要的争议就在于广东是否‘变天’了，成资本主义了。就在这种争议声中，广东的改革开放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陈开枝生动地描绘出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激烈的思想碰撞。黎子流回忆当年广州建地铁时所面临的诸种困难，包括如何解决资金不足、缺乏在南方建设地铁的相关技术和经验、拆迁量很大等问题。他正是在应对这些困难的基础上，力排众议积极处理，才使广州地铁建设顺利进行。这些口述访谈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其中牵涉多方矛盾，具体情节生动颇有吸引力。
第二，改革开放口述史具有相当强的史料性。《安徽改革开放口述史》主要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安徽党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进农业建设的历程，从侧面突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对于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如在滁县地委工作的王郁昭回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前前后后，其回忆使人们更深刻了解了安徽农业改革背景和经过，更清晰认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如何推动安徽农业改革，为研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丰富史料。《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口述采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的胡福明、“包产到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户带头人严俊昌、坚持广州率先放开菜价的朱森林等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者、亲历者，还原波澜壮阔洪流中真实鲜活的细节，为研究改革开放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第三，改革开放口述史具有相当强的思想性。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开放出现在生活各方面，影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改革开放亲历者的口述采访搜集他们关于改革开放的记忆，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经验，不断丰富改革开放历史大进程中发展的民族精神及其内涵，有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改革创新教育。《亲历改革开放：广州改革开放30年口述史》采访近百位广州改革开放亲历者、见证者，讲述他们在广州改革开放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使人们更深刻认识广州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推进。如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梁灵光讲述其在接替杨尚昆前往广州开展工作时，中央领导人与他谈话的经历。这段经历也让人们了解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探索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
改革开放口述史不仅具有记录史实、丰富史料的作用，而且在引领思想政治、凝聚民族精神、坚定人民信仰方面亦具有重要作用。记录和回顾重大事件既能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也能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提供宝贵素材，其鲜活性、生动性是其他历史素材与记述难以比拟的。
三、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口述史在短短时间里取得如此多成果，既与口述史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关，也与改革开放史本身的特点有关。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口述史与其他重大事件的口述史相比，具有天然的便利性，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
第一，改革开放口述史能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资政育人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功能，常言道“读史使人明智”，而改革开放口述史因其现时性更是如此。改革开放史研究有别于其他时段的史学研究，与时政关联颇为密切。优秀而成功的改革开放史著述既要有可读性、理论性，还应有资政性，即必须凸显改革开放史资政育人的功效，而改革开放口述史能较好地实现该功能。因改革开放口述采访对象多选取某些精英人士或领导人或企业家进行个人回顾和工作总结。改革开放正处进行时，不仅仅具有历史性，更具资政属性，因而鉴往启今知来的功用明显强于其他时期的史学研究。改革开放口述史包括有各省各地领导人、企业家的所作所为，也有文化名人的所见所闻，还有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有研究者称，相较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历史研究关键是要进一步增强解释力，说清楚这些巨大成就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故改革开放口述史研究要从有利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研究一些问题，以史为鉴提出解决之道，更好发挥资政育人功能。改革开放口述史应该起到保存历史与面向未来的双重功用。
第二，改革开放口述史能革新研究范式。改革开放口述史体现出研究范式的革新。某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权威著述所用史料多为领导人文选、党政报告、报刊文章以及国史基本史料，属于“信得过”的资料；当前还出现利用亲历者口述，从新视角审视改革开放的著述，即“改革开放口述史”，但被质疑能否称为“信史”。某些改革开放口述史的编著者认为并非“修史”，而是通过有限报道“为中国未来改革者壮行助威，为下一个30年前行提供点滴启示”。但似乎不必纠结于此，未来的改革开放口述史在审视改革开放现实的基础上，把握未来发展脉络，为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史提供基本资料，并有革新改革开放史研究范式的可能。亲历者通过诠释所经历事件的深层背景，能弥补官方文件记载的不足；亲历者的叙述也可弘扬解放思想、敢为人先的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口述史是改革开放史与口述史交叉发展的结果，它与传统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既应保持各自特色，也应互学互鉴。改革开放口述史可以在尊重受访者意愿的基础上依据其他史料进行润色修改，而非原原本本地将录音转换成文字而成为简单访谈录，失去其应有意义与价值。传统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如能以时间、事件为线索，在考究求证基础上恰当使用口述史料，必将大有裨益。
第三，改革开放口述史能拓展研究对象。改革开放口述史能察及传统改革开放史研究向来不太为人关注的层面，特别值得注意者即改革开放口述史对社会底层的观照，赋予改革开放史新的面相，进而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农民、工人等普通群众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要比精英阶层少得多，以往口述史也较少关注他们的生活处境、思想情感。改革开放口述史应关注这些对象，让农民、工人等社会群体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普通民众口述所形成的资料无疑将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其心路历程，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提供诸多观测点，也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切入点。改革开放口述史不应忽视社会底层力量的发掘，通过口述史料的搜集更加深入地了解各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处境，在反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找寻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普通民众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及亲历者，他们的观感理应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历史的尊重。社会底层群体的口述史为口述史理论应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即改革开放史在加强重大人物、重大事件研究的同时，也应观照改革开放中的普通群众及其心态心理变化，发掘社会底层的记忆。改革开放口述史应采访各种人士，用以建设“全”改革开放口述史资料库，在此基础上将口述资料分门别类，进而形成各地各行各业的记忆库，可扩大改革开放史研究主题，并深化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出谋划策。
（作者：郭辉，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推进改革开放舆论史研究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舆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舆论导向、舆论场、舆情等词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流行话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舆论工作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将舆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舆论的研究也成为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等各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舆论史是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诚然，改革开放40多年来舆论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需要学术界从舆论史的角度追根溯源，分析舆论的核心问题，总结舆论的时代特征，探求舆论工作的成败得失，观照当前舆论实践，因此，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十分必要。
其实，中国关于舆论的研究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近现代报刊的发展和西方舆论研究成果的传入，催生了中国近现代舆论学研究。梁启超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1902年）、汪馥炎的《舆论与社会》（1914年）、罗家伦的《舆论的建设》（1920年）、徐宝璜的《舆论之研究》（1920年）、刘国桢的《舆论与社会》（1925年）、樊仲云的《舆论与新闻》（1930年）、邹韬奋的《舆论的任务与力量》（1940年）、张友渔的《报纸和舆论》（1944年）等研究文章，开创了中国专业化现代舆论学研究。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舆论史学著作《中国新闻舆论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诞生的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舆论史研究的著作”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政治民主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舆论也成为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关于构建舆论学的学科和理论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丁柏铨、陈力丹、李良荣、童兵、陈虹、王润泽、许纪霖、唐小兵等一批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都在积极倡导和推动舆论学和舆论史的研究。“对中国舆论史的研究有助于以史为鉴、深刻理解中国当前的舆论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和扩展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它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应该包括自古至今的舆论历史，而不仅仅是新闻媒介出现后的舆论。”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舆论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数量，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如倪琳的《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刘兴豪的《报刊舆论与中国近代化进程》、颜浩的《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杨早的《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唐小兵的《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等，但是总体来说，目前的新闻传播史和历史学热衷于研究晚清民国的报刊舆论。这些研究多是选取某一历史节点上的社会事件、某一种媒介或几种媒介，研究的是某一类群体的舆论史，还没有形成自身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体系，专门的舆论史研究成果较为薄弱，更没有很好地正视和参与改革开放舆论史研究。这不仅与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的发展不相称，也不利于学科的融合发展。学者章清认为：“‘专门史’仍然是中国史学学科建制的基本特征。”因此，积极推进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是一项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开创性、探索性的研究工作。
“舆论史”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对“舆论”一词的界定。现代意义上的“舆论”概念源于西方。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马基雅维利首次将舆论赋予了现代政治意义，认为舆论是政治的力量；17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卢梭对舆论与“政府决策”和“多数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研究。20世纪以来，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沃尔特·李普曼等人在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着重研究了舆论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或译为《舆论学》）中第一次对舆论进行了全景式论述，并对成见、兴趣、公意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舆论”研究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在改革开放后译介到中国，使得中国学界关于“舆论”的研究也基本上遵循着李普曼的思路。因此，当前多数学者都将“舆论”的主体表达为“公众”。然而，在“舆论”的研究过程中，“公众”的主体地位却存在着较大的模糊性，如政府组织、社会团体、意见领袖、大众媒介等，其实也都不同程度成为舆论的主体。因此，学者陈虹、潘玉认为：“舆论是多数人对某一对象的共同关注，并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集合。其内涵不仅代表公众的意见，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不同言说群体都可以成为舆论的主体。舆论史研究应将舆论内涵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结合特定的社会情境，追踪舆论的言说群体以及舆论的传播特征。”
舆论史不同于新闻史。新闻史关注的是新闻的内部生产因素，如媒体组织、媒体制度、新闻业务、经营管理等。舆论史的研究是对舆论的历史研究，应立足舆论本体的研究。一方面，要重点研究舆论的生产与传播，既要研究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内容、舆论的传播媒介、舆论的引导与调控，也要研究舆论的社会影响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地理风貌、传统习俗、时代心理等；另一方面，舆论的生产与传播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和技术的革新。改革开放以来，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等各种媒介形式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舆论表达的空间。不同的媒介对同一舆论议题的意义建构，呈现这些媒介之间的互动。因此，舆论史的研究应该以媒介演进和媒介技术变革为基本脉络，以媒介的社会实践为阐释路径，“既关注舆论的生产与传播是通过怎样的媒介技术形态来实现，反映舆论自身的变化轨迹，又要探讨媒介技术演进背后的社会实践、制度表征与社会语境，体现媒介、舆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舆论史的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的研究不同，舆论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改革开放舆论史研究要以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就当前舆论史的研究来说，由于研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领域极为庞杂，不可能一蹴而就。笔者以为，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应重点把握当前迫切需要的研究内容。
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史的发展创新研究。舆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的政策、理论、思想、工作方式等。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应着重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史的发展和创新，加强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舆论工作的理论阐释，加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的社会文化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史的研究应该牢牢把握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史的形成贯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应该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成过程中予以研究。另一条主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继承和发展的。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因此，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虽然以改革开放时期为研究重点，但是也应该接续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舆论史研究。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的史料整理与研究。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就是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研究自然离不开史料工作。舆论史的研究不仅要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史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要以时间发展为经，以舆论构成要素为纬，展现舆论本体的发展历史，揭示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的独特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程浩大，需要倾注大量的时间精力，牵涉的领域非常广泛，因此当前要重点推进重点领域的舆论专题史的史料整理和研究：按媒体形态划分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与新媒体等舆论史料；按舆论类型划分的政策文件、理论研究、调查报告等舆论史料；《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中国日报》等重点媒体的舆论史料；“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深圳特区建立”“国企改革”“香港澳门回归”“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舆论史料；环境、经济、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城乡关系等重点领域的专门舆论史料以及相关领域重大议题的舆论史料。尤其要注重口述史、民族志等跨学科的研究，“尽可能挖掘一手研究资料，将个人的经验、风俗习惯、文化记忆等进行全面的收集，对这些经历与记忆的建构进行深描”。通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深入分析历史语境中的舆论事件、媒介作用、社会文化等。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舆论史和涉华舆论史研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是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屹立世界的进程，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舆论的作用不容忽视。“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因此，对外舆论的研究始终是各学科关注的焦点。不过，当前对外舆论研究仍局限在对外传播体系建构的宏大叙事之中，仍然是局限于所谓的对外传播策略研究，缺乏扎实深入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舆论史，不仅可以强化对外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而且可以从对外舆论史的发展演变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当前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涉华舆论也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备受世界关注。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涉华舆论反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中国对国际社会开放的态度和行为，也是制定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相较于对外舆论研究，涉华舆论的研究更为薄弱。由于语言和资料获取因素，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可以选取欧美、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主要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些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媒体，对改革开放以来涉华舆论倾向性的本质、生成、演变进行研究，以此为构建正面涉华舆论提供借鉴和参考。
作为社会意见的公开表达，舆论事关国家安危和民生日常。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是改革开放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舆论史需要借鉴跨学科理论，实现学科融合发展，构建多样性的研究方法，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国情，反映舆论在历史语境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阐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凸显舆论史研究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整合各专业、各学科的研究队伍，共同推动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
（作者：周根红，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