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人士快速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条倡议性的号召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5月1日，毛泽东致电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电文如下：

任潮、衡山两位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

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它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5月2日，中共中央电上海局和xxx：

沪局、xxx:

(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

(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二)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热，但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代表来解放区。

(三)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

(四)为着上述目的，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玠、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

(五)上述各点，请你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意见电告。

(六)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各民主人士来解放区有何困难，亦望电告。

                             中央

                            五月二日

5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执笔)再电香港分局、上海局并潘汉年:

中央已于五一节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而其第一步则拟召集各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不属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自然这些在目前均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你们中可用非正式交接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5月13日，周恩来要胡乔木电香港分局，要求将响应“五一”口号的电文内容、署名全文电告中央。6月13日，中央(毛泽东执笔)又电沪局、港分局、潘汉年，要求向各民主人士征询有关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问题(开会时间、地点、如何召集、到会代表、应讨论的问题等)。以上可见，中央和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来电，极为重视香港民主人土的响应和意见。

其实，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社会贤达，看到了《华商报》上刊登的“五一”口号，早于5月5日，由李济深等联名通电全国，并致电中共毛泽东，刊于《华商报》5月6日头版头条。致全国电称：

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   并转

全国同胞公鉴：

南京反动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年与美帝互相勾结，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国命所系者，无不俯首听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遂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今更伪装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亡国大仇，同意培植日本侵略势力，使之复活。吾国目前已等于美帝之附庸，全体同胞恐亦将为未来世界大战之牺牲。同人等日深焦虑，力图对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中国共产党“五ー”劳动节号召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代表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并盼赐教。

报上注明该电已分送冯玉祥(纽约)、陈嘉庚(星洲)诸人。与此同时，他们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  并转

解放区全体同胞鉴:

南京独裁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顷复与美国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久假。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传于道途;武装人民纷起，胜利已可期待。国族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号召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現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行奉达，即希朗洽。

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エ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无派)

                                 五月五日

毛泽东迟复实情

拖延到了8月1日，毛泽东才复电称：

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诸先生    并转

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鉴：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蔽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八月ー日

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文的注四(1352页)及各种党史、近代史大事记、广东党史以及一些有关文章，均记载了这件大事，但各文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8月1日复电中第一句说的“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一语。为何“五ー”口号发布后，港方各民主党派等5月5日去电毛东，延迟了两个多月，毛泽东才看到复电呢?按照当时香港的情况，是不可能将刊登民主党派等复电的《华商报》从邮政寄去或派人送去中央的。那么，“交通阻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件事的内情很少人知道。如今当事人中现已逝者不说，尚存的是否还记得此事，也未可知。我是延迟电报事件中的亲历者之ー。我想，作为亲身经历者，说明实况是可以的，而且我还有一个愿望，根据实况，应该消除对方方的误解。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与党中央联系设有秘密电台，我当时负责此项工作。1948年5月1日《华商报》公布了“中共中央重要宣告”，即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23条，5月6日发表了在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给全国的通电与答复中共的电文，方方当时即要我将复电全文上报中央，并无拖延。我即与中机(即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部门)联系，认为按照机密原则，鉴于该电已在报上公布，必需另编临时密码发出。当这个意见获得同意后，我即将全文发出。可是，在电报发出以后，中机几次来电，说译不出来，或是译到中间，后面译不出，或是文句不明，译不明白，我均亲自对临时密码作了仔细检查，技术上毫无错误，故此我一一都作了答复。中机于7月中旬才将该电全部译出上报。

                                 杜襟南

就在此时，中央(周恩来执笔)曾来电批评方方，不应将各民主党派复电延迟报来。我见此电后，即向方方当面陈述事情经过，说明不是我方迟发，而是对方译电延迟了。方方当时并无责备我。我立即电复中办，除了作自我检讨外，同时说明，在技术上我方没有错误，推迟原因不在我们。事后，中办对我亦无责备。以上就是所谓拖延的真相。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复电民主人士时，只好以“交通阻隔”为词，以免民主人土误会我方有意迟复。

现据《毛泽东年谱》和《周恩来年谱》记载:1948年3月到5月，正是毛泽东与党中央从陕北向华北作战行军时间。3月23日中央渡黄河入山西(晋绥解放区)，4月10日入河北，13日到阜平县城南庄(晋翼察军区所在地)，毛泽东住了下来，周恩来则与中央机关于23日到达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相见。30日到5月7日，在城南庄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等均去开会。到了5月27日，毛泽东才迁去西柏坡。在这个活动期间，中央机要人员可能比较奔波，照顾不及，安定后又因技术原因，以致延误译出。这是有主客观原因影响的。依照上述实情，可见拖延民主人士复电3个月之事与方方无关，并非他本人所为。

我们再看看方方在“五ー”口号公布后，对促成第五项口号落实，又做了些什么?香港分局领导的《华商报》，于5月3日发表社评《一个响亮的号召》，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对解放中国起了推动作用。接着，5月13日，方方写了《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一文(《群众》2卷18期)，要求各民主党派等不仅响应号召还要行动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6月30日，方方召开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出席者有马叙伦、王绍鏊、郭沫若、沈钧儒、谭平山、茅盾、李济深，香港分局参加的有潘汉年、连贯等(见《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編，1989年9月出版，162-169页)，研究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问题。这段期间，方方还登门拜访民主人士，倾心交谈，推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运动的深入发展。香港各界为响应“五一”号召，纷纷发表声明，如6月4日香港各界爱国人土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邓初民、侯外庐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6月16日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迅速开展新政治协商会议运动；6月23日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发表宣言，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留港理事郭沫若、陈君葆、沈志远、翦伯赞、邓初民等发表声明；7月7日人民救国会发表“七七宣言”。各方面也写了文章，如马叙伦《读了“五一”口号以后》、郭沫若《脑力劳动者对“五一”口号应有的觉悟》、章汉夫《论旧政协与新政协》、连贯《论新政协的道路》等，各进步报刊几乎连续发表文章。各界并召开座谈会、聚餐会等。8月后，周恩来派钱之光来港，与方方、潘汉年等联系，经过妥善安排，终于将民主人土和文化精英分多批由香港移密送往东北华北解放区(详情可看杨奇《风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秘密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始末记》，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2004年7月出版)。

由此可见，方方在“五ー”号召后，按照中央多次电示，已做了不少工作。可有人批评他“延迟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才将5月5日7个民主党派李济深等12位全国性代表人物联名响应我党中央“五ー”口号和他们向全国发出的响应通知的全文报告中央，这就是政治注意力较弱的表现”，又批评他“毕竟是在地方工作多，对香港的新政协运动与新中国的诞生的联系有其重大意义，还是有认识不够之处”。这都是只凭上级一句批评的话，不看实际事实加以指责。人无完人，方方可能有某些注意不够、认识不够之处，但是，我认为，在及时转发民主人士电报全文与推动香港新政协运动这件事上，他是没有错的。

责任编辑：陈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