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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建立初期,深圳使出了哪些“硬核”招数?
时间:2020-02-24 来源:广东党史网 作者: 师春苗

改革开放后,中央在行政体制安排上试行经济特区,并对经济特区下放了一系列权力。深圳经济特区及时把握中央讲话精神,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向中央直接汇报工作、写内参等方式,向中央要“尚方宝剑”。深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形成许多新的制度安排,并通过实际效果获得中央的认可,深圳经济特区得以快步发展。

深圳新貌。

深圳获得“立法权”

1981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开创了中央授权地方立法的先例。

从1981年至1992年6月,在省人大获得立法权的十余年间,深圳市共起草上报有关经济法规30多项,经批准颁布实施的有23项。

这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为此,深圳市政府先后颁布了500多个规范性“红头文件”。但在国际视野下,政府文件只是“土政策”,外商对这些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心存疑虑,担心投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投资的热情和信心受影响。

深圳经济特区的决策者和建设者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自身拥有立法权,才能改变立法滞后的局面,建立外向型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1988年1月,深圳向国家提交了《关于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深圳经济特区行政法规的权力的报告》。中央对此十分支持,同意给深圳立法权。

1989年3月,国务院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国务院关于提请授权深圳市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深圳经济特区规章的议案》。这项议案遭到上海市人大代表团和广东省人大代表团的反对。

上海方面认为,广东已经有立法权,深圳又有很多优惠政策,如果再给深圳立法权,将进一步扩大政策差距。广东方面也认为,这不利于法治的统一。而且当时深圳还没有成立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户口”就先给“粮票”的做法不妥。

后来,全国人大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依法选举产生人大及其常委会后,再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1990年12月,深圳市依法选举产生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此后,为了继续争取立法权,深圳先后邀请了100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到深圳考察,争取他们的支持。

1991年底,深圳再次以书面形式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1992年7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的议案,深圳最终获得了立法权。

1980年,深圳率先突破固定用工的传统体制,实行双向选择。

面向全国“招兵买马”

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发初期面临缺乏人才的困难。为此,袁庚想在用人问题上进行一次改革,采取香港企业的用人办法——公开招聘。

1980年3月,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借此机会,3月28日,袁庚就工业区罗致人才问题,亲自给谷牧写了一份报告。当天,谷牧批示:“我同意。据此同有关方面交涉。各方均应支持你们。”

袁庚拿到谷牧的批示,马上派员到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公开招聘人才。然而有的应聘者,原单位不放。于是,1982年3月,袁庚借谷牧视察深圳之际,再次向谷牧及中央组织部呈送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对专业人员的罗致,建议由中组部主持,我区派人协助,在有关省、市、院校实行招考招聘。

谷牧立刻作出批示:“任穷同志:这是选人用人的一个新的路数,我看应当支持特区继续实行,请酌。”有了谷牧和宋任穷的批示,中组部干部调配局最终同意蛇口工业区的请求,支持蛇口从各地商调人才,除边远地区与贫困地区外,允许工业区在全国13个城市招兵买马,并为蛇口开具了13张组织介绍信。

198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明确指出要帮助经济特区解决所需的干部和专门人才。这样,就正式赋予了经济特区人才招聘权,打破了“干部私有制”,壮大了干部队伍,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1979年7月8日,深圳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

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

1979年,交通部四航局承建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工业区指挥部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率先对四航局的码头工程建设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55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每超一车奖4分钱。

新制度实行后,工人劳动积极性高涨,然而由于受传统“左”的思想影响,这种讲求效益的做法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并被勒令禁止。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相继发出“红头文件”,指出为了纠正滥发奖金,规定职工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

1980年4月,超额奖励取消,“大锅饭”重新开始,工业区基础工程建设计划第一次出现月季度未完成的现象。5月7日,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向交通部、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委特区管理委员会递呈《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并附上相关调查报告,提出工业区应该坚持和推广定额超产奖励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加快蛇口工业区的建设。

不到两周,一份《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误延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送到中央。中央领导作了批示,肯定了蛇口的做法。1980年 8月1日,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在蛇口工业区再次实行。

特区要体现出“特”字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深圳特区股份制改革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建立股票市场。到1990年初,深圳证券市场各方面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李灏等人多次进京向中央部门要权,请求中央主管部门尽快批准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复。李灏等人认为不能坐等上面批准下来再建证券交易所,特区要体现出“特”字,先干了再说。

1990年11月,在中央尚无批准的情况下,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亲自拍板启动深圳证券交易所。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市场试营业。1991年4月,在试运行5个多月后,深圳证交所正式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批文,对深交所的地位予以“追认”。

在外汇调剂方面,1985年12月,深圳在没有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建立了外汇调剂中心。值得欣慰的是,深圳外汇调剂中心正常运作,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外汇的供求矛盾,打击了黑市交易,还调动了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促进了特区的外贸发展。

在建设经济特区的具体实践中,深圳经济特区的地方官员灵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赋予的经济管理权限,大胆创新,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向中央争取更多的权限,使得深圳的改革和发展走在经济特区前列。

内容来源:《红广角》2010年第9期,作者师春苗,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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