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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香港乌蛟腾
时间:2020-03-16 来源:《广东党史》2000年第4期 作者: 何佩然 许承恩 张明佳

乌蛟腾,本名乌蛟田,位于香港新界东部,属沙头角区管辖,包括粉岭郊野公园以东,船湾郊野公园以南,吊灯笼以西,及涌尾以北,合共大约700万平方尺的地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以其独有的地理位置,成为东江游击队在惠阳一带的总部接壤,很快就成为东江江游击队在香港地区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

一、东江游击队以乌蛟腾为根据地的原因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一年后,战火燃烧至广东地区。1938年1O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县的大亚湾登陆,并在9天后攻占广州。面对着日军在广东势如破竹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由曾生为领导人,带领其他有志抗日的群众和党员回内地,以惠阳县坪山为基地,建立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游击战争。

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起初只限于惠阳以南,香港新界以北的地区,但在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港督向日军投降以后,游击队便进人香港地区。当时游击队的两个分支主要是从三条路线进人新界,分别为第三大队等进人沙头角、西贡、大埔等地区;第五大队等进人罗湖、元朗、沙田等区。

第一路线:沙头角、南涌、鹿颈、乌蛟田、七木桥、横山脚、坪洋、鹤薮(也有队员在八仙岭山区)。

第二路线:吉澳岛、北潭涌、榕树澳、观音山、吊草岩、牛池湾、九龙市中心区。

第三路线:元朗八乡、十八乡、大埔(也有队员西出荃湾)。

在游击队进入香港初期,新界东北部之沙头角地区是游击队南下的必经之地,与东江游游击队在惠阳一带的总部接壤,很快成为东江游击队在香港的初期据点。

1941年以后,沙头角地区继续成为东江游击队的重要据点,除了陆路上的便利外,游击队还可以经大鹏湾以海路不断运送物资至沙头角一带,后来,游击队在沙头角建立海上的军事力量,进行海上的游击战。由于日军在占领港九地区初期兵力不足,又要加强对市区的控制,对新界地区的山区乡村无暇顾及,形成了不少真空地带。东江游击队便看准了机会,在沙头角地区巩固了势力,进行漫长的对日战争。

沙头角虽然偏离港九市区,但也不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游击队最后决定在乌蛟腾扎根,这与乌蛟腾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乌蛟腾位于沙头角地区的东部,向东可至大鹏湾岸;向西北可达鹿颈,再往上至中国大陆;向西南又可经涌背、大尾笃至大埔,而且乡村四面环山,附近丛林密布,是一个游击队理想的根据地。

1943年2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广东军政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乌蛟腾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被喻为“具体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使我军迅速改变了被动地位,开创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乌蛟腾在东江游击队抗日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东江游击队队员与乌蛟腾村民的关系

从1941年开始,游击队员以客家人的身份与村民建立关系,由于宣传策略得宜,成功鼓励村民参与抗日活动。例如办《前进报》或广发抗日传单《告港九同胞书》等,可是面对着人口分布零散,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的新界村民,游击队主要的宣传方法也作变更,以多种方法来联合村民抗日。

乌蛟腾是客家村落,村民也大多以客家方言来沟通,虽然东江游击队的队员来自广东的不同地方,但最初的骨干队员大部份是从惠州地区而来,能操流利的客家方言。这种情况不但有利于游击队员与村民的沟通,也增加了村民对游击队的亲切感。例如曾为乌蛟腾抗日烈士纪念碑题字的游击队领导人曾生,亦提出了以客家方言沟通的重要性。除此以外,游击队员也给予村民日常生活的实质帮助,进一步建立“同乡”之间的好感。在日军侵人香港初期,不少土匪、流氓、地痞等纷纷出没山区乡村,对村民的生命财产构成威胁。游击队针对乡村的困境,帮助村民,在乌蛟腾建立了农民常备队和抗日自卫队。实际上,这些武装力量最初的任务是帮助村民打击土匪。除了土匪以外,日军和“汉奸”也在村民心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当新界村民提及日治时期生活的时候,经常提到粮食短缺、遭日人任意拘捕施刑、妇女被强奸等问题。另外,在沙头角日本宪兵部有两个“杀人王”,一个是伍长中岛,另一个是“汉奸”林通译,乌蛟腾村民对他们恨之人骨。后来东江游击队把林通译活捉,并在乌蛟腾举行公审大会,由村民判决林通译,村民在公审中十分激动,并将林通译处决。事后,村民对游击队感激不已。

游击队员对自己在每个乡村中的一举一动也十分小心。例如在借家具的时候,队员均会和蔼地问明物主姓名,登记以后依时归还。游击队也在村内举行全村清洁运动,把横巷直巷打扫干净。有时候,游击队举行联欢晚会,由队员作出有客家特色的歌咏游艺表演。对于乡村内的上层人物,游击队也会多加结交,以吃饭来联络感情。最后,村民便慢慢的与游击队员建立关系,后来也加入游击队的活动,甚至让游击队管理部分村政。例如游击队员选出乌蛟腾的村长,便是由游击队干部内挑选出来。由此可见东江游击队在乌蛟腾村民心目中的地位。

根据东江游击队自1941年至1945年在新界乡村的宣传活动,可以看到游击队的发展并非只是宣传爱国和抗日意识,同时还建立游击队与村民的友谊关系,以“同乡”的身份与村民建立关系,以不同方式帮助村民,联络感情。这正是村民与游击队合作的主要关键。

三、乌蛟腾村民所参与的抗日活动

1941年以后,东江游击队不断发展。到了1943年12月2日,曾生、尹林平、王作尧等按照党中央指示,以东江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东江纵队”,更有系统地组织抗日游击战争。至1945年,整个“东江纵队”的人数达到12000多人,曾转战广东地区39个县市。

综合1941年至1945年东江游击队在香港的活动,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发动群众,推广抗日活动。主要在西贡、大埔、沙田、元朗等区推广抗日活动。先后办了《大家团结报》、《新百姓报》和《前进报》,在市区派发。另外在乡社宣传抗日,乌蛟腾便是一例。

2、武装群众,增强抗日力量。在西贡、大埔一带,组织了两支抗日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乌蛟腾内也组织相似的组织。

3、帮助村民肃清土匪,保护村民。在西贡地区打击了陈乃就和邓发仔两股土匪,赶走了在粉岭地区的肖天来。另外,也帮助乌蛟腾村民组织武装队伍自卫。

4、收拾英军遗弃的武器。武工队进人港九地区以后,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了英军溃逃时遗下的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大批弹药和作战物资。

5、进行游击战争。港九大队海上游击队配合大亚湾的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击败日军的海上挺进队,乌蛟腾村民也参加其活动。

6、抢救文化界人士300余人。如抢救了何香凝、柳亚子、茅盾等文化人士至惠州一带。

7、肃清“汉奸”。先后杀死3名在西贡为日人翻译的华人,也捉杀了不少为日军宪兵做事的华人如温三、林通译。林通译在乌蛟腾被村民公审处决。

8、进行滋扰日军的工作。炸毁亚皆老街第四号铁路桥、九龙宪兵总部附近的第十二号和深圳附近的草埔铁桥,乌蛟腾村民也参加其中活动。

乌蛟腾村民十分支持东江游击队的活动,以上8类的活动,除了第4项“收拾英军遗弃的武器”和第6项“抢救文化界人士”与乌蛟腾村民没有直接关系外,其他六项活动乌蛟腾村民都有参与。

乌蛟腾的村长常为游击队收集情报。在沦线陷初期,日本宪兵部和区役所经常召集沙头角所在村长开会,商讨对抗游击队的策略。但是会后,乌蛟腾的李元培和李世藩村长总会向东江游击队汇报会议情况。除了村长以外,也有不少村民参与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他们为游击队队员提供食物、收藏军火和安排地方举行重要会议。虽然乌蛟腾地区的人口不多,但却在香港的抗日活动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乌蛟腾村民参与游击队而先后为国捐躯者有村民李宪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伟文、王官保、王惠英等。

1941年以后,乌蛟腾成为东江游击队在香港最重要的基地。1942年9月25日,由于乌蛟腾村民常与游击队联络,终于引致了日军的怀疑,趁着中秋节家人团聚的时刻,派数百名军兵包围乌蛟腾地区,以捕捉正在庆祝节日的游击队员。日军逐户搜查,并捉了村长李元培和李世藩,拷问游击队队员下落。当时两位村长被日军严刑拷打、不断灌水,并以军马踏腹,仍不愿把游击队的情况供出。最后,李世藩在审问中不支牺牲,防止了日军对游击队的追击。

历史没有遗忘乌蛟腾村民的贡献,东江游击队的领导人除了为抗日烈士纪念碑题字外,在纪念文集和文献上也多次提到乌蛟腾,可惜乌蛟腾却被错误列为西贡区的乡村,这错误把乌蛟腾在抗日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掩盖了。

今天,在乌蛟腾地区抗日烈士纪念碑所处的山丘上有一牌坊,横额有“爱国爱乡可歌可泣”八个大字,说明乌蛟腾村民参加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

                                             香港乌蛟腾纪念碑

责任编辑:陈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