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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香港
时间:2020-04-24 来源:《炎黄春秋》1997年04期 作者: 张宝善

东方之珠香港,周恩来曾几次踏足,与香港的渊源和情结,让他对香港有着各方面的深切认识,而香港的发展也一直牵动着他的心,浓浓之情蕴含拳拳之心。

                             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革命战争年代三到香港

1924年,大革命的烽火在广东燃起,孙中山先生手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为革命发展莫定了正确的方向,国共合作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干部充当革命中坚。在此情况下,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回国参加革命,并向中共中央汇报旅欧党、团组织的工作。

1924年9月,周恩来抵达香港。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下船之后,周恩来找到了南开时的同学石志仁,在老同学相聚的彻夜长谈中,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等革命成功了,国家强大了,一定会收回香港!”铮铮铁语,一直印在石志仁的心中。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第三天周恩来就乘佛山号轮船到达广州,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之中。

1927年8月1日,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在南下途中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被打散了,当他率领被打散的部队到达广东省普宁县流沙镇时,已病得高烧持续不退,连稀粥都喝不下,常常处于昏迷之中。此时守候在周恩来身边的只剩下叶挺、聂荣臻等几个人,潮汕地区党的负责人杨石魂,把他们隐蔽起来,到了晚上,才用副担架把周恩来转移到陆丰的甲子港,从这里乘一条小船去香港。

到香港时,周恩来仍处在半昏迷状态。杨石魂把他背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安置下来。中共广东省委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后,当即派一位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并请来了医生为他治疗。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静心休养,周恩来的病情才逐步好转。此时,已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南方局让周恩来前来参加会议,周恩来于11月上旬乘船赴上海出席会议。不久,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事务。

4个月后,周恩来前来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肯定了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去争取广大农民的配合,在斗争形勢不利时没有及时撤往农村,同时对有错误的同志提出了批评。他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使党内团结大大巩固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心系香港

伴随共和国开国大典隆隆的礼炮声,国际上的不少舆论认为红色中国会以大军横扫之势收复香港,彻底打碎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洗却百年国耻。但是,目光深远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作此决断,而是出于国际斗争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考虑,决定暂不收回香港。此决定出,世界为之轰动,有人钦佩中共的英明,也有人表示不理解。为此周恩来作了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这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他同时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联系的基础,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此语既出,拂去诸多的疑云,安定了人心,保证了香港的平稳与发展。

从50年代开始,周恩来一直在具体考虑怎样处理同香港的关系问题。

那是1957年的春天,中国国内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这三大改造,特别是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引起了香港工商界一些人士的疑惧和不安,他们担心这场运动会波及香港。

4月2日,在上海延安路200号小礼堂内,春意融融,周恩来正在这里举行有关香港问题的座谈会。受邀请的除了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外,主要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如盛丕华、胡子婴、盛康年、吴志超、简日林等。

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处于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这么想。”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他的讲话如同二月春风,吹散了长期以来积聚于港人心中的疑云,增强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

香港同胞很难忘记,1962年秋天至1963年初夏,从大陆深圳到香港几乎没有下一场雨,土地干裂,淡水极度缺乏,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已降到死水线以下,连有限的死库容水也被抽上来使用。到处可以看到水龙头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干旱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严重影响了各项生产。  

香港供水的严重困难很快传到周恩来耳中,日理万机的总理当即指示广东省委,要认真采取措施,帮助香港同胞度此难关。他同时要求广东省委,采取办法从长远上解决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以保证香港人民生活的安定有序,促进香港的稳定与发展。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1964年2月,向香港供水的石马河工程全线开工,几十万劳动大军,日夜奋战,使工程仅用9个月就全部竣工。1965年春天,大陆母亲将甘甜的乳汁无私地送给身居香港的儿女们,温暖了他们的心,使他们感到母爱与亲情。

1955年冬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来自香港大学的E・C・布兰顿教授。在热烈的气氛中,周恩来话锋一转,谈到北京、广州、香港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我们希望今后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

布兰顿表示回去后尽量发挥其影响,以促进两地关系的发展。

谈到英国民族的特点,布兰顿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在战壕里等着战争的结束,结果战争还是结束了。我们英国人的特点是有耐心的,我们应该忍耐。”

周恩来同意地点点头:“英国民族的特点是有耐心,我们要学习英国人的等待和耐心,我们更有耐心等待真理的实现。”

布兰顿更称赞中国人的耐心,他认为可以得到较高的分数,至于周恩来个人,如果在英国的话是会得到奖品的。

责任编辑:陈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