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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医柯麟的传奇生涯
时间:2020-03-16 来源:《世纪》2002年第4期,内容有删减 作者: 穆欣

                           柯麟青年、老年时期

柯麟是享誉华南和港澳的一代名医,也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一位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中学时代,他就和同学至交彭湃一起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称帝、恢复民国的斗争;还把当地的恶势力打得屁滚尿流,吓得海丰大土豪劣绅陈月波卷起铺盖逃往香港。在长期的秘密工作中,他孤身深入龙潭虎穴,在残暴的敌人眼皮底下,一次又一次地出色完成了党交付给他的各项任务,保护了许多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以后他被派到香港、澳门工作,他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广交朋友,团结各界人士,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深受港澳同胞的尊重和爱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笔者着手撰写《陈赓大将》这本传记的时候,曾就陈赓1927--1931年间在中央特科的斗争事迹,多次访问过柯麟和李强、刘鼎、陈养山几位当年特科资深的传奇人物。这个时候,笔者曾请柯麟回忆了他在党的隐蔽战线上非同一般的战斗经历。

一、和“农民运动大王”彭湃是同学至交,一起在海丰闹革命。

柯麟(1900——1991),广东海丰县人。他在读中学时与彭湃同学,因受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农民运动大王”的影响,阅读进步书报,追求革命真理,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青年时代即与彭湃一起,与家乡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运动。1920 年中学毕业后,他到广州以公费生资格考取广东公医大学。这所学校原名广东公医专门学校,是当时美国在中国创办的医学专科学校,是一所贵族化的大学。柯麟刻苦学习,获得了全校第一名的成绩。

1921年5月,留学日本的彭湃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接连两次到广州来,曾同柯麟在广州见面。这时的彭湃,政治上更为成熟。他向柯麟谈道:“中国内忧外患,像一条失舵的大船,在狂风巨浪中颠簸。要救中国就必须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彭湃还向柯麟讲述了在日本进行的革命活动和种种奇闻轶事以及在日本等国中的革命活动家的情况。在与彭湃的谈话中,柯麟第一次听到周恩来的名字,他明显地感觉到,周恩来是彭湃最敬重的同志之一。

1924年春,柯麟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是“公医”的第一名青年团员。1926年,党组织决定中山大学医学院(已由“公医”更名)的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柯麟是该校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

这个时候,“公医”学生因驱逐洋奴教师邓真德引起学潮,受到一向媚外的校长李树芬的蛮横压制。柯麟根据党、团组织的指示,立即发动全校进步学生开展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罢课斗争。罢课由1924年3月开始,坚持到5月,李树芬被迫接受了复课条件:罢免邓真德,收回开除学生的布告。接着,柯麟领导“公医"学生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同时,党组织提出由中国政府收回这所学校领导权的主张,这一主张立即得到进步师生的热烈拥护。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坚决支持该校师生的这一正当要求。柯麟又在学校里召集大部分师生开会,议定三条:反对奴化教育,打倒李树芬;收回“公医”领导权;“公医”并入由国民党领导的大学。师生们为此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承认三条要求。7月1日,在这天成立的国民革命政府决定将“公医”并入广东大学。第二年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时,广东大学医学院也跟着更名为中山大学医学院。以后,柯麟又领导进步师生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1927年,上海“四一二”及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柯麟又领导党组织营救被捕学生,并将被敌人追捕的中山大学中共党总支部书记徐彬如安全送出广州。随后,柯麟根据组织安排,从广州到达上海,继又辗转前往武汉出席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分配他到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医务工作。他在第四军见到军参谋长叶剑英和第二十五师党代表李硕勋。同年9月,柯麟随第四军回到广州,12月11日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一部分转移到花县。柯麟当时没有接到转移通知,在广州躲藏了十几天后,化装经澳门到达香港。他在香港与叶剑英一同隐居大埔墟,度过了艰苦难熬的9个月。1928年夏,柯麟和叶剑英一道乘船前往上海。

二、到上海投身隐蔽战线,以行医作掩护,深入虎穴,追索叛徒白鑫,为彭湃烈士等报了仇。

柯麟到上海后,参加了中共中央专为保卫党组织安全而设立的情报保卫工作机构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央特科的指导思想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抗击敌人的迫害;打入敌人的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镇压叛徒内奸,粉碎敌人破坏党的各种阴谋活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面对当时险象环生的白色恐怖,特科对于保卫党的中央机关、获取情报、惩处叛徒、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巩固党的组织、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28年11月,柯麟接受周恩来的嘱托,由中央特科安排,和贺诚在上海四川路延安里开办了一所“达生医院”。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是在中央特科卫护下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场所。其时柯麟化名“柯达文”,贺诚化名“贺雨生”",从他们化名中各取出一个字作为这所医院的名称。

“达生医院是一幢3层小楼房,每个房间互相连通,有后门通向另一条街区。 党中央领导同志只要走进这所医院,立即就成为医院的‘病人’,受到掩护并周密安排他们安全转移。贺诚还把每一个房间作了精心布置。中央领导同志秘密谈话的房间挂上传染病房的牌子,门口摆了消毒用品。病床上随时都可以挂出事先准备好的患者的治疗卡片等各种标志,一切伪装都是那样周密,找不出任何破绽。”“利用过达生医院的同志除周恩来、陈赓之外,还有邓小平、李立三、关向应、杨殷、罗登贤等同志。关向应当时患肺病,还经常来医院看病打针。”(冯彩章、李葆定:《贺诚传》)

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白鑫告密出卖,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干部邢士贞、共产党员张际春五位同志在上海被捕的不幸事件。这次会议周恩来原定要来参加,敌人袭击的目标首先是他。所幸这天周恩来临时有事没有来,得以避开敌人的暗算。

敌人为了掩盖白鑫的叛卖行径,当场也把白鑫捉走。但是,中央特科通过在上海敌人专业反共机关建立的反间谍关系——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杨登瀛 (鲍君甫),很快查明就是白鑫告的密。

深知白鑫底细的柯麟说:“关于白鑫叛变的问题,我认为它不是偶然的。白鑫原是叶挺部队政治教导队的指导员,当时我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当医务主任,他经常患病,常来找我治疗,因此对我颇有好感。他参加广州起义后随军到了海陆丰,后来又到了上海,也找我看病。开始时,他曾对我说他有一个亲戚原是国民党武汉部队中比较高级的政工干部,后来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到海陆丰,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他想逃跑,被彭湃发现后枪毙了。白鑫跟我讲这件事时,就表现了对彭湃有着咬牙切齿的痛恨。白鑫对彭湃有私仇这件事,我曾对杨殷谈论过,但由于杨殷没有及时将这件事汇报给党中央,因而党中央派了白鑫到江苏军委,当了彭湃的秘书。事后,经党组织查明,白鑫到上海后,就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暗中出卖组织和同志。白鑫当了彭湃的秘书后,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江苏省委机关,帮助反动派逮捕彭湃。8月24日,白鑫在通知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到新闸楼开会时,就已经事先将开会的地点、人员情况报告了范争波。会议开始,白鑫未到,而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察却来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将彭湃等五位负责人逮捕带走。”(柯麟:《回忆彭湃》)

彭湃等人的被捕和遇难,激起大家对叛徒白鑫的无比憎恨,抓紧了对白鑫的侦察。陈赓就叫杨登瀛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份找到白鑫的住处,并同他谈话,问他还有什么计划,还有什么线索?当即从白鑫的口中知道,他要到南京去,出卖党的机密,回来对党搞大破坏。陈赓遂叫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的行动:每天上午在什么地方,下午干了什么,晚上有何活动,及时告诉我们,严防这个叛徒离开上海。

如前所述,柯麟认识白鑫多年,因他医术高明,白鑫相信他的医术,常来达生医院看病,对柯麟颇有好感。但他不晓得柯麟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底细。陈赓、李强都知道白鑫和柯麟的这层关系,当一查明出卖彭湃、杨殷等人的叛徒是白鑫,就想到这时白鑫正患疟疾,估计他会来找柯麟看病,在这里最可能抓住他。

彭湃被捕的第二天早晨,关向应来到柯麟家里,告知白鑫叛变出卖彭湃的事情。同时告诉柯麟:白鑫这两天正患疟疾,估计可能会来找你看病,你应当有所准备。不久,陈赓又来告诉柯麟:已派联络员在你们医院附近设点,有事就去找联络员;陈赓还留下自己在新世界饭店所住房间号码。叫他不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去饭店汇报。

约摸过了十来天,彭湃等已被杀害,白鑫西服革履、神气十足地带着两个保镖,突然来到柯麟这里看病。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何通知联络员,看毕装作寻找药品下楼,遂出后门找联络员。等他回来,白鑫已经溜走。当晚柯麟前往新世界饭店汇报的时候,陈赓要他次日照常营业:“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遂把红队的谭忠余、王德明派到柯麟的诊疗所附近,作好捕捉白鑫的周密部署。他们每天都到那里埋伏,整整等了一个星期,白鑫再未露面。陈赓估计,白鑫也许害怕出事,会请柯麟到家里去出诊。

果然,又过了两个星期,白鑫打电话来,请柯麟到法租界白宫饭店看病。看病时在杨的还有白鑫的保镖,他的保护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还有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在场监视。

这次给白鑫看病的情形,柯麟说:“我到了白宫饭店,跟往常一样给白鑫看病,白问我: ‘最近有哪些认识的人来找你看病?'我说:‘很少了。'反过来问他:‘你想见他们吗? '他说:‘想见。'这次看完病以后,他给了我不少钱,还有一封酬谢的信也一起装到我的药箱里。从白宫饭店出来,我在家里一直等到天黑,看着夜幕已经降临了,就马上乘车到大字街还是新字街,找到我‘打狗队'的负责人顾顺章(后来叛变投敌)和陈赓,汇报了当天跟白鑫见面的情况,他们嘱咐我沉住气,照样给白鑫看病,有情况随时汇报。根据当时情况来看,我们估计白鑫还会到医院来看病。” 因此,陈赓决定临时在法租界租了两层西式楼房作为柯麟的住所。楼房底层是法国人的住家,二楼为柯麟的住处,三楼是中央特科“红队”埋伏的地方。特科这样设好了團套,单等白鑫来上钩。只要他一出现,就马上消灭他。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仍未见到白鑫的影子。

又过了两个星期,白鑫从他住的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范争波的公馆里打来电话,请柯麟到他那里去看病。柯麟回来,把所了解的情况向顾顺章、陈赓作了汇报:范争波的公馆住在霞飞路和合坊四弄43号,范争波、范争洛弟兄住在二楼,白鑫住在三楼。陈赓叫人在白鑫所住弄堂的最后一家、紧靠白鑫住处的27号三楼租了两间房子,派入设了监视哨。27号后门斜对面,就是43号前门,这里居高临下,可以非常清楚地俯瞰43号住宅内的动静。特科人员就在这里严密监视者白鑫,准备随时行动。

白鑫素知红队镇压叛徒厉害,探感自己处境危险,生命难保。他恳求主子批准,准备逃往意大利避风,出国时间定在11月11日,而却扬言前往南京,借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因为白鑫原来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了解很多党的机密,出卖彭湃、杨殷等同志后,还在继续破坏党,十恶不赦,绝不能让他逃脱应得的惩罚。周恩来决定在他动身那天将他处决。这天周恩来听过陈赓的汇报后,又和顾顺章、陈赓等对于这次行动计划进行一次研究,为了保证这次行动不出差错,还亲自到白鑫住的和合坊弄堂里观察现场。

这天夜晚,由顾顺章、陈赓指挥谭忠余带领的红队队员,将白鑫打死在和合坊的弄堂里,同时打死了范争波的弟弟范争洛和保镖,范争波受重伤。红队无一伤亡,迅速地撒离现场。彭湃是柯麟的挚友,自他1929年春从广东大南山根据地调来上海后,两人经常见面。柯麟说:“8月20日,彭湃到我的家来,我留他吃饭。他告诉我说中央决定派他去苏联。我听说了,很高兴,说:‘你能到苏联去,越快越好!'”不意几天以后突因白鑫告密被捕,柯麟特感愤懑,怀着无比激情参与营教彭湃和追捕叛徒的行动。在侦缉白鑫期间,当得知敌人要将彭湃等从法租界引渡到龙华的讯息时,准备拦截囚车抢救。周恩来下令:凡是会使枪的都去。因为那天下雨,枪枝运到迟了,抢救没有成功。柯麟说:“营教的那天,我和陈赓在法国公园等候消息,很久了还没有听到枪声,才知道抢救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他到范争波家给白鑫看病,每次回来都将白鑫的情况告知陈赓,使特科完全掌握了白鑫的动静。11月11日夜里,镇压白鑫的喜讯传来,革命同志无不拍手称快。在欢呼胜利的喜悦中,柯麟尤为自己能在替彭湃等烈士复仇行动中尽了一份力量深感欣慰。

三、孤身转战沈阳、厦门、香港,最终在澳门默默为党工作17年,以一代名医赢得社会的信赖和赞誉。

镇压白鑫事件自然要影响到柯麟和整个达生医院的安全。直接参与此事的柯麟首先得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马上搬家。柯麟说:“(11月11日夜里镇压白鑫的)事发生之后,党中央派小四川(四川人,因年纪小,同志们都称呼他小四川,具体姓名不清楚)到我家来通知我马上转移,离开医院。就在我离开家后二、三小时,国民党公安局的人就来抓我了,但此时,我已经安全地到了蔡孟康诊所——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了。”(《回忆彭湃》)

敌人捉不住柯麟,就气急败坏地把与柯麟同住的王克欧的爱人等邻居抓走。考虑到柯麟、贺诚和周越华的安全,中央决定立即撤消达生医院。这时周恩来同邓小平来到医院。周恩来说:这里的工作很出色。可是上海这个地方敌人的耳目也很多,一处“生意”做久了,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小平风趣地说:“庙小龙王在, 换个地方,照样呼风唤雨嘛!”达生医院的工作结束后,贺诚和周越华到白克路(今凤阳路)单独开了一家诊所, 仍作为中央政治局同志碰头的地方。

接着,陈赓又找到柯麟,传达了党的指示。他说:“我们除掉叛徒,敌人一定会报复。你的处境很不利,你要立即离开上海,到东北去,由那里的党组织安排工作。”陈赓最后加重语气说:“这是伍豪同志的意见。  ”

于是,柯麟又从蔡孟康诊所转到顾顺章的住处(党的机关),随后就同中央特科情报科的邵麻子夫妇一起上路。他们从上海乘船先到大连,然后乘火车转往沈阳。

11月间奉天(今沈阳)的气温已经很低。这是柯麟第一次到北方来,又值冰雪季节,难以适应,到这里后身体一直不好。过了一个来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约见柯麟。他在广州时已认识刘少奇,在此相逢,非常高兴。刘少奇在交谈中说:“这里天这么冷,你穿着这样单薄,又不会说东北话,工作困难,我看建议中央在南方分配工作更合适些。”第二天,柯麟即坐火车到大连,又坐船回到上海,陈赓到码头接他。元旦前后,经陆定一、阳翰笙、关向应等热心做媒,他与上海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的陈志英结为终身伴侣。

在上海稍作休息,党决定派柯麟前往厦门工作。周恩来找他谈话的时候,柯麟提出想去日本。周恩来说,党的经费困难,去日本,党没有钱,得自己找钱,劝他仍去厦门。柯麟和陈志英带上周恩来给的100元离开上海,经由厦门同乡帮忙,又筹借500元,开了一所“同德医院”,作为党的掩护机关。

“第一个来接头的是罗明同志,他当时担任党的福建省委书记。早在学生时代,柯麟就同罗明相识,罗明还是柯麟的入团介绍人。老朋友意外相见,自然十分高兴。罗明带给他党中央的一些文件并向他通报了党中央最近的活动情况。从谈话中,罗明表露了他对中央出现的左倾倾向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福建的革命运动尚处于恢复过程,根本不可能具备马上发动城市工人暴动的条件。为此他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责难。令人鼓舞的是,罗明向柯麟介绍了他最近亲自到闽西农村调查的情况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向闽西发展的消息。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希望在农村,在朱、毛的红军。几个月后,厦门的省委机关受到敌人监视,有的同志遭到逮捕。罗明同柯麟商量后,决定让柯麟夫妇去香港。

“从大革命失败到1929年,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及多数党员,依然迷信城市暴动,党的工作重心正处在以城市为中心向农村转换的过程中。由于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党在城市的工作不断遭受挫折。柯麟这几年的经历也反映了这一情况。1929 年以后,党在上海等大城市的组织接连遭到几起严重破坏,一时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工作更为困难,环境更为复杂和凶险。在香港,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柯麟给自己定下的行动策略是:暂不同香港的组织接头,自己先在香港站住脚,静观形势,再作打算。在弟弟柯平的帮助下,他在香港深水涉开办了一家小药铺——“南华药房’,挂出了‘中医师柯麟’的招牌。柯麟本是西医,但港英当局规定非香港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医生,不得在香港挂西医招牌行医,这使他的生意大受影响,收入仅够糊口。”(李葆定、冯彩章编著:《柯麟传略》)

1931年春天,柯麟早在省港大罢工时认识的李少石到香港组织党的联络站。从这时直到1933年夏这个联络站被破坏的两年多,柯麟根据李少石的安排,多次想方设法将一些苏区紧缺的医药用品秘密运往苏区。1935 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奉命离开长征队伍,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香港,准备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潘汉年见到柯麟的时候,劝他在香港坚持下去,不要同那些“太红”的人来往,保持医生的名声。他还针对当时有人希望柯麟到苏区工作,劝柯麟说:“ 苏区缺少医生是事实。但你已经在香港站住脚,不能轻易离开,这里的工作很重要。”

这年中秋节前几天,潘汉年约请柯麟在自己的住处弥顿酒店会见了叶挺。1927年柯麟在第四军作医务主任时,叶挺是这个军的第二十四师师长;同年12月他随部队参加广州起义,叶挺是这次起义的军事总指挥。所以他对叶挺非常熟悉。当时叶挺刚从国外回来,定居澳门。潘汉年告诉柯麟,叶挺需要有人经常同他联系,协助他重新参加党的工作,同时可以照顾他的家庭。考虑到柯麟在港熟人太多,容易出事,而且在这里又不能挂西医牌行医,不如转往澳门,可以一举数得。柯麟遂于中秋节这天举家迁居澳门。此后通过柯麟,叶挺同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联系,党的指示都由柯麟及时转达。叶挺同澳门上层社会人士和李济深的旧部下混得很熟,柯麟借机也与这些人交了朋友,给他的工作带来许多方便。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经过国共两党高层就团结抗日、共御外侮进行的谈判,逐渐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澳门来找叶挺,柯麟陪他来到叶挺住处。张云逸向叶挺传达了中共中央邀请叶挺去上海共商成立新四军的事。叶挺高兴地表示愿意前往,并约请柯麟一道北上,主持新四军医务工作。后经向党请示,潘汉年仍要柯麟留在澳门。

1935年到1951年,柯麟在澳门工作了17年。他一面默默无闻地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工作,同时又由一个普通开业的医生成为澳门镜湖医院的院长,把这一座原很简陋的医院,办成了澳门规模最大、设备一流、管理上乘、医疗水平最高的著名医院。他还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名誉主席,1949年任澳门南通银行董事长。他以华南一代名医的显耀身份跻身澳门上层社会,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信赖和赞誉。

自1951年起,柯麟就任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在新中国的医学教育战线上,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爱护、团结知识分子,从严治校,奖掖后进,被誉为医学院的一代宗师。

1991年9月23日,柯麟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同年9月29日,新华杜从北京报道柯麟的生平事迹,就他对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和高尚品德给予高度评价:“柯麟同志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坚持原则,遵守党纪。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勇于进取,开拓创新。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团结同志,作风正派。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关心群众,爱护知识分子,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桃李满天下,凡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高风亮节,无不钦佩。柯麟同志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责任编辑:陈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