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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五次到香港
时间:2020-03-16 来源:《文史春秋》1997年第2期 作者: 陈欣德

就在离香港回归祖国只有131天的时候,“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构想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幸逝世。他深情眷恋着的这片祖国土地,他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五次踏足,却未能在主权顺利移交后再次来看一看,历史总留给人莫名的遗憾,这是一代伟人平生的一大遗憾,亦是香港人民的遗憾。

第一次到香港

1920年9月14日。

海天如纱。轻烟似的晨雾笼罩着香港九龙港口。

“鸣——鸣——鸣”的汽笛一声长响。一艘挂蓝、白、红三色旗的“盎特莱蓬”(Andrc——Lebon)号法国邮船,划破海面,缓缓地向港口码头驶来。

该邮船是三天前从上海黄浦码头启航的。它经常来往于欧亚美三洲之间。每月由上海开往法国马赛一次。船舱内设有一、二、三等舱位,每舱可容乘客数百人。该船为照顾经济困难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还在船首尾的货舱里,临时增摆着几十张双层床铺,作为四等舱,或称等外舱。

乘这邮轮等外舱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150多人。除个别江西和北京籍的学生外,绝大部分是四川、湖南两省的学生,其中有84名为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该校是在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兴起留法勤工俭学热潮中,由同盟会会员、革命家吴玉章倡导下创办的。

这些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有位年纪最轻、个子不高、身材结实、头上戴着大宽檐帽子、面庞圆润、充满着秀气、稀淡眉毛下嵌着对明亮而睿智眸子的小青年,他叫邓希贤,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于1919年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经过一年多的勤奋、刻苦学习,于1920年7月毕业,再经口试及体格检查,获准赴法留学。据1985邓小平回忆说:由于当时在预备学校参加了反对卖国贼和抵制日货的示威请愿等活动,自己的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所谓救国,无非是在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在那幼稚的脑海里,感到中国衰弱,希望它强大起来,而认为工业现代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便满怀希望到法国去求学。

                                    第一次途经香港到法国留学的邓小平

来自川东的、风华正茂的邓小平等留学生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和首次航海的,他们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上已颠簸了三昼夜。邮船一靠岸停泊,邓小平便与其他留学生一样如飞鸟出笼,“嗖”地一下子跳上码头观光。只见这个倚山面海的、被英帝国主义强占下的海边城市,街道宽敞、车辆川流不息;道路两旁高楼林立,屋宇齐整,四周树木翳翳,风景绮丽。路上碰到的居民几乎都是中国人,但他们却受英督管辖和束缚,中国纸币不准在市面流通。尤其是目睹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夹有许多衣衫褴褛的苦力和乞丐,有的还是年纪很小的儿童,在伸手向游人哀告乞怜,这给邓小平等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进一步激发他们树立救国救民的志向。

邮船只在香港停泊一天。第二天早上,邮船启锚继续航行,邓小平等留学生又随着邮船,渐渐消失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大海之中。同年10月19日,邮船终于达法国马赛。邓小平便开始为期五年零二个月的法国勤工俭学生话。

第二次到香港

1929年7月,齁热的盛夏。

在靠近黄浦江畔一条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马路上,一位穿着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手提着小皮箱,坐上人力车,匆匆赶往码头。他就是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遣,前往广西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1929年6月,广西籍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他们为巩固其地位、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其军政部门协助其工作。党中央抓住这一时机,先后物色、派遭一批干部前往广西。

邓小平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曾在冯玉祥部队做政治工作,特别是自“八七”会议前调到中央机关工作以来,有机会列席党中央各种最高会议和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政治政策水平提高较快,他遇事机智果断、处事沉着、务实、得体,革命斗争经验较丰富,赢得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经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推荐和党中央批准,邓小平被委派为中共中央代表前住广西领导全盘工作。党中央还调派机关主管会计龚饮冰作为联络员陪同邓小平前往。邓小平与龚饮冰登上开往香港的邮船。

邮船经过三昼夜的航行,终于抵达香港码头。码头附近的海面上,依然停泊着挂有各国旗号的船舰。有的入港时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不少渔船只好避开。

邓小平与龚饮冰登上码头后,按联络地址乘车前往西环高街跑马地。只见街道两旁的商业广告更是密密麻麻,五彩缤纷,目不暇接。但他没有心思去欣赏、观光市容,而是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他们在跑马地的凤凰台下车,走不远,便找到设在凤凰台附近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广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贺昌和常委兼军委书记聂荣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陈郁等同志热情地接待邓小平和龚饮冰,安排他们在省委机关宿舍住下后,便向邓小平他们详细介绍广西的情况,分析广西的政治形势和复杂阶级关系,特别是分析了新主桂的俞作柏、李明瑞的政治态度,邓小平认真地听着,对一些细节问题也不放过。《聂荣臻回忆录》一书中这样记述:“中央于一九二九年夏天,一方面派贺昌同志来到香港(笔者注:应是春天) , 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笔者注: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卢永炽),以加强领导。另方面还直接派邓小平同志到广西领导全盘工作。小平同志途经香港时,我们曾向他介绍了广西的情况。从此以后,开展广西工作,向广西派人 , 成为我们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据当年在香港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秘书饶卫华同志1986年1月和2月两次给笔者写的回忆材料中,其内容与《聂荣臻回忆录》中说的基本相同。

当时,香港白色恐怖很严重,不少同志在香港被捕后或牺牲,或被驱逐出境。聂荣臻同志曾几次在香港遇险。他要邓小平提高警惕,尽可能不坐有轨电车。因那时的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在电车往往容易碰到叛徒或特务。聂荣臻就曾在电车上碰到叛徒后跳车逃脱。

离港前,邓小平与贺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研究有关开展广西革命工作问题后,大家一 起在省委机关宿舍吃晚饭。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和贺昌的夫人黄木兰 (黄定慧)亲自做菜。虽不是佳肴,但大家都吃得很香。那时,省委机关是没有经济来源的,按省委规定,夫妇在 一起的,每月只给男的发15元,给女的发7元,吃饭、穿衣、零用都在内,这一餐饭是贺昌和聂荣臻两家热情筹办的,这使邓小平和龚饮冰深受感动。

同年7月,邓小平在港办好组织手续和了解有关情况后,便与龚饮冰乘坐行港梧线的 “大明”号轮船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水上门户的梧州后,再乘小客轮到南宁。从此,他在广西这一政治舞台上,导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武装斗争活剧。

第三次到香港

1929年11月,邓小平突然接到党中央的电召:回上海汇报工作。

当时,邓小平从上海来到广西工作已有3个多月,他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不囿于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正确分析广西的阶级关系及蒋桂之间矛盾复杂情况,卓有成效地开展对主桂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努力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当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广西政局发生突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当机立断,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国民党正规武装共3000多人分别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缜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和建立根据地工作,使左右江地区的革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肩负中共广西前委书记重任的邓小平,回顾几个月来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比意料的还 要快,确有不少新的重大问题需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另外,想必是党中央对广西左右江 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宏大计划特别关注,要邓小平亲自返沪汇报商议,故邓小平周密部署好有关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后,便于11月中旬动身出发。但走到恩隆县(今田东县)与向都县 (今属天等县)交界处,恰遇李明瑞从龙州赶往百色,他便同李明瑞暂返百色,与张云逸一起对李明瑞做教育、争取工作后,于12月初再从百色起程。途经龙州时,召开当地骨干会议,传达党中央有关指示和检查、部署武装起义工作,并继续找李明瑞谈心,进一步坚定其革命决心。他在龙州停留两天后,便与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握别,由俞作豫派卫士队护送他到安南(今越南)的海防下船。在卫士队员护送下,邓小平顺利通过法国佬把守的安南关口检查后,便直奔海防码头,乘轮船往香港。

经过两天多的颠簸,邓小平于1930年1月下旬,抵达香港。邓小平登上码头,便乘车前往西环高街跑马地,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仍设在那里。中央巡视员兼省委常委贺昌仍主持省委工作。聂荣臻仍担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工作。

聂荣臻刚从东江巡视工作回来,见到邓小平的到来,高兴地说: “你来得正好,我们拟与中央军委在这里召开一个讨论广西红军的专门会议。” 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认真准备会议发言提纲。

该会在几天后召开,邓小平和龚饮冰一起出席。会上,邓小平作《补充报告》。他首先汇报在南宁右江方面的工作情况:我们到南宁后,就决定在短期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 动游击战争。到百色后,我们即公开坚决反国民党,号召工农兵组织政府。我们之所以不在 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起来,没有一时妄动。对于发动群众的路线我们曾注意到,但不充分是确实的。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决,不过必需有准备工作,时间上不能机械确定,直到以后 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州暴动纪念日那天举事。总之,在右江方面发动工作的准备做好,以后如能在各方面的策略运用得好,将来前途是很乐观的。

接着,邓小平汇报左江方面的情况。他说,这次经过龙州时,驻了两天,召开骨干会议,共同商议发动前的准备以及发动后的工作大纲,内容大致与右江地区相同。左江的发动刻不容缓,因左江的发动,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大。这种斗争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 , 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

邓小平在报告中,充分体现其按广西实际制定革命策略、不妄动、不机械执行上级指示的求实精神和领导才能。他在会上发言的《补充报告》原稿,现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并于 1985年经邓小平本人所确认。会后,邓小平和龚饮冰乘邮轮往上海,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详细、全面汇报广西工作情况。

第四次到香港

1930年1 月,邓小平接到通知,他必须马上启程,赶回广西去。 前方军情急如火。邓小平顾不得掩埋刚刚去世的妻子的尸体,便匆匆启程离开上海。

邮船到达香港时,正是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门口都贴着春联、年画,到处是毕毕剥剥的鞭炮声,尤其有钱人更是打扮得“身光颈靓”,眉飞色舞,乐不可支。这更增添了邓小平的悲痛心情。在香港,广东省委机关的同志遇见邓小平都这样问他“你回一次上海不容易,为什么不在上海过节后再走?”

邓小平怕影响别人过节的情绪,强装笑脸,像过去一样出现在省委机关同志面前,只简 单回答说:“我已在上海逗留了好几天,现有急事赶回广西!”

当时,党中央特科人员李强正被奉派到香港秘密筹建地下无线电台,并已接通该电台与上海党中央及左右江地区的联系。邓小平通过香港的地下交通,很快找到了李强。一是向他询问到广西后如何与上海无线电联络的呼号事项;二是委托他帮埋葬其妻子的事情。因当时党内一些同志牺牲或病故后的后事,党中央都委派李强负责料理,如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同志的牺牲,政治局委员苏征兆同志的病逝,其后事都是李强去料理。李强很同情邓小平的不幸遭遇,满口接受邓小平的委托,立即赶回上海,把邓小平夫人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里。

邓小平在香港只短暂逗留两三天,便婉言谢绝同志的挽留,又匆匆启程与交通员一起, 按来时的路线,经越南海防到广西。

邓小平回到龙州时,左右江地区已按邓小平的部署,先后举行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初创了拥有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革命胜利的喜悦取代了邓小平心头的悲痛心情,他不顾旅途的疲劳,全力投入紧张的巩固、建设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闭口不谈自己的不幸家事和伤心事。在当时红七军、红八军的其他高级干部中,也没有一人知道当年春节前夕降临在邓小平家里的灾难。

第五次到香港

又是万木吐翠、群芳竞秀的新春。

邓小平(时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后军前委改为团前委)与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率部于1931年2月14日转战到江西省西南部的崇义县。

一天,邓小平从地方党组织中得知,中央于年初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陈绍禹)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且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 的错误观点。 对此消息,邓小平听后内心有所震动。 他对王明此人,向无好感,不知中央近来情况如何?另外,他想,自从1930年2月从中央回到广西后,一直尚未和中央取得联系,现在,崇义周围敌情并不严重。且听说赣南党组织已开辟有可靠交通线达上海党中央。因此,提出了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建议。“团前委 ” 成员经过讨论研究,同意邓小平同志的建议。

邓小平交代好工作后,便告别红七军。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先乘木船渡过埠江,然后,化装成一个卖山货的商人,由赣南特委选派一名可靠的交通员带路,沿中共中央交通局于1930年秋冬开辟的由上海经香港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倒向前进。

邓小平在交通员带引下,经过几天的步行,翻越了粤赣交界的大庚岭,来到广东省的南雄县。邓小平在南雄交通站住了一夜,即由该站派另一位广东的交通员带领。爬山涉水,机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广东省北部最大城市韶关市。邓小平同交通员一起从韶关乘火车往广州。恰好当天晚上有船开往香港,他们便匆匆赶到码头,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这一方面可减少在大城市的开支,更主要的是为了赶时间和安全。

第二天,轮船抵达香港。时为1931年3月下旬。

当时,白色恐怖正笼罩着香港。由于年初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一妇委干部和省委机关一交通员被捕叛变,后广东省委各机关、中央驻香港特科机关及香港市委相继遭受严重的破坏,省委书记卢永炽、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林道文、省委农委书记陈舜仪、省委军委书记杨剑英及机关工作人员共50多人被捕。

不久前、虽由李富春等同志重建立广东省委(后改为两广省委),其机关地址已改换。新成立的省委机关,新的工作人员缺乏秘密工作经验,其油印科在邓小平到达香港时又被敌人破获。港英帝国主义正进行搜捕我地下党员,故省委领导成员很少出。若需出门,则带着黑眼镜低头而行。

邓小平在香港设法找到秘密交通站后,只作短暂停留,便悄悄离港乘邮轮往上海。

邓小平于4月初到达上海后,按照香港交通站给他的地址很快与中央的交通员接上了头,向中央报了到,并通过交通员请求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红军的工作。邓小平在等待向党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的同时,认真地给中央写了一份长达16000多字的《七军工作报告》。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十分详尽地汇报了红七军、红八军的非凡战斗历程、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及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等情况、并以十分诚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总结这一阶段的工作体会和教训,检讨个人曾受“立三路线”影响和在工作上存在的失误。此报告是研究红七军、红八军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现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责任编辑:陈孟君